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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不是一次独立的会议,四渡赤水

文章作者:军事资讯 上传时间:2019-06-07

近日,到军事博物馆参观“遵义会议永放光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展览。在“四渡赤水”展板前,几位白发苍苍老者的对话吸引了我:

原标题:【学党史】长征中的经典战役之“四渡赤水”

蜿蜒千里的赤水河静静地流淌在川滇黔三省的交界,发于云南镇雄,东流至仁怀,又转而向北于四川合江汇入长江。八十一年前,革命先烈在这里浴血奋战找到了革命的方向,八十一年后的今天,透过学院大礼堂的银幕,看着雨点般的炮弹打破静谧的水面溅起擎天水柱,我不禁心生联想,赤水洪流不正如同红军铁流吗?河水名赤、军旗姓红,赤水河的目的是汇入大江,红军的战略目标是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自己,寻找新的落脚点。由于大山的阻隔河水不能一蹴而就直奔长江,红军也是如此在胜败交集的场场战役中找到了胜利的路。通过这部影片我了解到了毛泽东等共和国军事家们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和战略思维,下面我将和大家分享我的几点感悟。

进入专题: 长征   毛泽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改组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四渡赤水是毛主席军事指挥艺术的神来之笔,他自己也叫得意之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3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同国民党军进行的运动战战役。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杨奎松 (进入专栏)  

遵义会议前后,从1934年12月12日的湖南通道会议到1935年5月12日的四川会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长征途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确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有了这些会议,才使中国革命从转折走向辉煌,让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一系列会议,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那么后来的石厢子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修订发扬和全面总结。前者主要从宏观上解决了领导路线的问题,而后者则从细节上解决了权力交替、人事安排问题,军事上成功地运筹了“四渡赤水”,使中央红军转危为安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

“不容易啊,谁又知道四渡赤水是毛主席在失意之后的杰作?毛主席是在失败、挫折甚至不被信任中扭转危局的。”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在毛泽东主席、周、朱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遵义会议奠定了毛泽东在工农红军中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是在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中获得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立了战略转移的方向:经川南渡江转入川西北,协同四方面军实行总反攻,争取赤化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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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义会议的前奏

这几位老同志是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听他们解读长征,有一种全新的感受。我们这代人,对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歌曲耳熟能详,但对于四渡赤水战役幕后的故事了解不多,对于红军在挫折磨难中创造的战争奇观更没有亲身体验。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三个月的时间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围剿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但由于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一开始执行计划红军便受到重创。在土城遇到了敌军的强势反攻、相持不下。面对这样危急的局面,毛泽东与政治局的几个主要领导连夜开会商讨对策,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可以说一渡赤水是在紧急情况下决定的,也可以说是在实践中得来的。

   提要: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究竟成立于何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与此问题相联系,却又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的,是遵义会议后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三人小组,而且为什么毛泽东建议由这三人合组这样的小组,来代替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显然,这并不像许多研究者所说的,当时“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梳理中共中央设置新“三人团”决定生成发展的逻辑脉络,进一步探析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及原因,对于正确认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军事领导地位、权力变动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共党史专家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说:“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渡过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这些都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①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按常理,毛泽东从此可以一展身手,红军也会转败为胜,但情况并非这么简单。

战役经过:

遵义会议的伟大在于党开始依照国情独立自主的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但一次会议是不可能确定一成不变的正确的战略方向的,更不可能制定出详细的行动计划。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真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毛主席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地聪明了起来”。一次失败不要紧,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分析问题,找到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一个个挫折中不断前进的,是通过实践得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绝不是历史赋予的幸运礼物,而是通过艰难曲折的奋斗得来的。

   关键词:毛泽东;张闻天;新“三人团”;长征;中央红军

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召开有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公开批评了中央的军事路线。李德、博古提出让平行追击的薛岳部超过去,红军在其背后向北转与贺龙、肖克会合,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苏区。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他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建议除了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这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的建议第一次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是毛泽东重返中央决策层的起步。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②从此可以看出,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

四渡赤水战役前后,毛泽东曾遭遇过“三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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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智慧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中央政治局以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采纳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西进战略方针。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同时,会议还决定渡过乌江到遵义地区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转移方针以中央领导集体意志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挫”是土城战斗。这是毛泽东取得指挥权后指挥的第一仗,对于实现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计划具有决定作用。但由于敌情不明、对川军战斗力估计不足,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惨,形成敌我对峙状态。关键时候,朱德总司令要披甲亲征,毛泽东、周恩来等列队送行。然而,土城战斗仍然没有走出僵局。毛泽东临机处置,令中央红军迅速撤出战斗,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西渡赤水河,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土城战斗失利后,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评的博古嘲讽说:“看来狭隘的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红军指战员中也有不理解的:不是换了领导,怎么还打败仗?挫折面前,毛泽东积极吸取教训,坦率地承认土城战斗是一个败仗,总结了3条教训。接着组织中央红军二渡赤水,获得娄山关大捷,再占遵义城,5天之内,歼灭击溃敌2个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被蒋介石称为国民党的“奇耻大辱”。

一渡赤水,集结扎西,待机歼敌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毛主席在六十年代谈将来如何打仗时说的。“打得赢”就是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与其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打得赢就打”体现的是进攻性,人民军队以劣胜优,从被动转为主动,基本上都是靠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实现的。“打不赢就走”体现的是流动性,就是没有固定的战线,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用空间的转移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走”的目的是为了打,是为了避敌主力寻找敌人的弱点。“走”是手段,“打”是目的,一切“走”都是为了“打”。这一思想在四渡赤水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土城之战中,与郭勋祺部打起了消耗战,我军损失巨大,而且增援的川军还在陆续到来,面对这一情况,迅速做出了改变,渡赤水河西进。一渡赤水,“走”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关于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相当于总书记),周恩来继续分工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补入常委,做周的助手这一重要史实,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弄清楚了。但是,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没有马上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也没有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袖,是否就意味着传统党史所说的毛在遵义会议后成功指挥四渡赤水,使中央红军一度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这件事,也不成立了呢?同时,按今天多数研究者的说法,毛泽东遵义会议后虽然没有马上取得党的政治军事最高领导地位,但不久后,因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事实上已取代周成为党内军事最高领导人,并带领中央红军北上成功。这一说法是否成立呢?事实上,围绕着这个新“三人团”具体成立于何时,至今仍旧众说纷纭。而它的成立时间又直接关系到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真正起作用于哪一战,关系到他具体何时真正进入到中共最高军事负责岗位,关系到他在党内军内的军事指挥权究竟确立于何时等一系列的问题,因而仍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和探讨的史实问题。许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考证文章及著述数量甚多,笔者亦愿在此贡献一孔之见。

猴场会议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作出最后准备。

毛泽东的“第二挫”,是自己的正确意见不被接受,反而被撤职。按理说,二渡赤水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威信更高了,号令三军不成问题。但在围绕打鼓新场战斗该不该打的争论中,毛泽东却孤立无援,他认为敌强我弱,战事一开势必成为攻坚战,对红军不利。但毛泽东没能说服大家,反而被撤销了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危急关头,他不计个人荣辱,当夜继续进行说服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打鼓新场作战计划最终被放弃。中央红军又三渡赤水河,主动寻求新的作战机会。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拟定:中央红军各部进至赤水、土城附近地域后,分3路纵队由宜(宾)泸(州)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

渡过赤水之后,中央计划实施原想定的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计划,但由于红军的战略方向与川军的作战原则迎头相撞,原来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在政治局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趁敌主力集中在川南之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进军黔北,这就是二渡赤水。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经过会议讨论深思熟虑后的结论,但同样是运用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二、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

毛泽东的第三次受挫是在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调滇军出境,巧渡金沙江,进兵四川,把国民党追兵远远甩在身后。然而,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林彪写信埋怨红军净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路,同时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权,一些对遵义会议心怀不满的人也乘机推波助澜。面对责难,毛泽东荣辱不惊,以理服人。会议最终统一了思想,使毛泽东和中央依靠机动作战摆脱国民党重兵围追的方针深入人心。此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创造了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等一连串奇迹,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5年1月19日起,红1、3、5、9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前进。24日,先头部队红1军团击溃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并往赤水疾进。25日,红3军团抵达土城。26日,红1军团在黄陂洞、复兴场遭遇川军章安平旅、达凤岗旅阻击,红九军团在箭滩遭遇川军特遣支队徐国瑄部阻击,红军占领赤水计划受挫。27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土城。28日,红3、5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以及从丙安回援的红1军团2师在土城、青杠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郭勋祺旅、潘佐旅发起猛攻,予以重创,但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双方形成对峙局面。28日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青杠坡,改变北上行军路线,避开强敌。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元厚、土城向西渡过赤水河,即四渡赤水第一渡。 青杠坡战斗遗址2月上旬,红军进至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寻机北渡长江。此时,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抗拒中央命令,不仅不率红4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我北进。南面敌军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黔军王家烈部,则由南向北机动,尾追我军;滇军孙渡部4个旅,也向毕节、镇雄等地急进。

二次渡过赤水河后,红军很快捕捉到了战机。从几名黔军俘虏口中得知娄山关仅有黔军柏辉章部三个团,彭德怀、杨尚昆立刻向中革军委建议,歼灭该敌。几个小时后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也致电朱德,建议以主力在娄山关南消灭黔敌。至此,毛泽东定下作战的决心。原定的遵义战斗,只是指向较弱的黔敌,但“打得赢就打”,由于战事进展顺利,这场预期不大的战斗发展成为长征中的最大战斗。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及重要成果,目前党史研究界比较认同的主要内容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二是研究讨论红军今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三是解决了组织问题。

毛泽东的三次受挫,也是党和红军在坚持正确路线道路上所受到的挫折和磨难。事实上,我们党85年和人民军队79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战胜挫折和困难的奋斗史。挫折和教训,无论对一个政党还是个人,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正所谓磨难出英雄,成败皆在得失间。

鉴于以上新情况,毛泽东等人决定,暂缓实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川黔滇三省边境敌军设防空虚的扎西地区,利用短暂时间,完成了部队整编、精简,大大加强了部队战斗力,为待机歼敌创造了良好条件。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与追击军主力周浑元部决战,但由于势力的悬殊,我军受挫。再加上之后的鲁班场战斗的失利,中共中央放弃了赤化贵州的战略计划,于茅台县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到四渡赤水变被动为主动,成功抢渡乌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把蒋介石几十万追兵和碉堡封锁线甩在了身后,红军完成了极艰苦又极辉煌的四渡赤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毛主席的四渡赤水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做了示范。

  

遵义会议不是一次独立的会议,四渡赤水。第一个议题,从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私下议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到通道会议毛泽东等公开发表意见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以及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肯定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战略转移方针,意见虽然基本统一,但争论还是比较激烈,特别是作为党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所认识,思想不通。会议通过报告的形式,全面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批判了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博古对自己的错误有了反醒,有了认识。会议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纪要》),这标志着对博古、李德左倾军事错误路线的全面否认,为紧接着毛泽东复出中央决策层和中央领导集团的改组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人生中的挫折和教训更是避免不了的。人生受挫,有学业之挫、工作之挫、家庭之挫、个人名利之挫。挫折不等于失败,失败不等于人生和事业的终结,它只是万里长征的一条河、一道山。人在失意受挫之时,不能失落、失志,不能怨天尤人,要善于从不利条件中寻找有利因素;在得意顺利之际,切勿得意忘形、唯我自大,要善于团结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错了的人。惟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人才辈出,兴旺发达,经得起挫折风浪的考验,永远鼓起前进的风帆。这也是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大量歼敌

三、适时一言九鼎、切莫刚愎自用

   首先,关于这个“三人团”究竟何时成立,目前至少存在着如下一些说法。

第二个议题,在政治路线解决以后,会议重点讨论研究军事行动问题。会议认为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已经不现实了,会议决定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向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不久,1月20日,中革军委按照遵义会议精神制定了中央红军《渡江作战计划》,中央红军向赤水中下游地区靠近。这一战略决策,成为后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转战“四渡赤水”的序幕。

我军进至扎西地区,敌仍判断我将北渡长江,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我分进合击。

领导者需要参考他人的意见,但有时经过自己审慎考虑之后的决定,虽然可能与多数人相悖,但是是正确的,是对大局有利的,因为领导者是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的。遵义战斗之后,面对来势汹汹的周浑元,毛泽东决定在白腊坎突击周敌,但事与愿违,周浑元根本没有进入我预伏地域。此时,林彪、聂荣臻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建议向打谷新场前进,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多数人的赞成。毛泽东认为红军两天后才能赶到打谷新场,届时滇军将赶到与黔军汇合,旁边还有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的侧击,与我不利,但未能说服众人。当晚,毛泽东找到周恩来,一番讨论之后,取消了打谷新场战斗,也避免了红军的覆灭。后来为避免会议讨论战斗行动方针、争论不休的局面,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后来,毛主席常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党的民主集中制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民主,但集中也是必要的,否则会影响决策的效率和正确性。

   最早的,也曾经是最权威的,无疑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3年2月形成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这理当是官方研究部门就“三人团”成立时间问题做出的最早的考察研究结论。报告提出:综合分析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和周恩来的回忆可以认定,1935年3月10、11日两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附近苟坝村围绕着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后,考虑到“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因而在改变进攻打鼓新场计划后即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亦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编辑组编:《遵义会议资料选编》,1985年内部发行,第189页。]此说随即成为了许多官方党史著述的标准说法。[ 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41)》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等等。]

第三个议题,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适当时候进行常委分工;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的军事指挥体制,仍由军事上的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我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我军决定出敌不意的回师东进,折回贵州。我军先头1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地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24日占领桐梓。25日夜占领了娄山关。27日,在董公祠击溃了敌人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次日中午,我军进占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忠庄铺后,与敌驰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2个师接触,我军乘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经反复拼杀,敌军大部被歼,吴奇伟带领残部企图逃过乌江,除少数人员跟随其过江遁去外,其余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我俘获。遵义地区的这次作战,历时五天,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作为领导者同样也要对下属的意见予以重视。三渡赤水后,在看到古蔺、叙永地区已三面受敌,回旋余地十分狭小的处境下,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杨尚昆南渡乌江的建议,四渡赤水,走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反观蒋介石,事先接到了红军可能南渡乌江的消息,但不愿重视不合己见的消息,贻误战机。

   但是,比较报告所引述的毛、张、陈、周四人的回忆资料可知,这些回忆资料之间本来就存在不准确且相互矛盾的地方。报告引述的毛泽东、周恩来1943年的说法和陈云1978年的说法,在地点和时间的表述上都不准确。毛说:“在打鼓新场,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注)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织三人团(毛、周、王)领导。”周说:“在打鼓新场,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陈云也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的地方。”

遵义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中央政治局在政治、军事方面更高程度地统一了思想,解决了路线方针问题,研究了新的战略方针。但是由于战情紧迫,红军迅速离开了遵义,踏上了北进的征程。遵义会议讨论研究的三个议题,分别都没有完善,有些决定没有来得及落实。如《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还没有起草通过、军事上战略转移的方针还没有出台、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没有新的分工、毛泽东具体职务还没有安排等等,这些善后工作都是在后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革军委会议,才落实解决的。

三渡、四渡赤水,突破天险,摆脱敌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为帅者决不可刚愎自用,要重视将领的意见。同时要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提出高屋建瓴的意见。

   这里,毛、陈、周三人讲到的开会的地点都是错的。他们提到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像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述报告中所说,召开于1935年3月10、11日,地点在贵州遵义附近鸭溪镇苟坝村,这里距离位于金沙县的打鼓新场还有几十里路。毛说张提议他为“前敌总指挥”一事,确实发生过,但与这次会议无关,而是在这次会议前一周,即3月4日中共中央一度有过的任命;陈说的四渡赤水的时间,则发生在这次会议十天以后,是3月21、22日的事情了。 毛、周、陈都是当事人,之所以都会记错地名,是因为时隔多年,他们把会议地点和会议讨论内容记混了。周恩来说的会上毛坚决反对的“那个军事计划”,指的就是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这是会前林彪提议的一个进攻打鼓新场国民党守军的计划。这次会议就是围绕着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这次会议显然不是在打鼓新场召开的。

三、遵义会议的延续

我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于3月2日急忙飞往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我军于遵义、鸭溪这一狭窄地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我军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以诱敌迫进,然后再转兵西北,寻求新的机动。同时,以红3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动,调动敌周浑元部向南和吴奇伟部向西,尔后转用兵力攻击鲁班场守敌。我军这一行动果然调动了敌人,当敌吴奇伟部北渡乌江和滇军孙渡部靠近我军之际,3月11日,我军突然转兵向北,于15日进占仁怀,16日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敌误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向川南压逼我军,企图再次对我形成合围,聚歼我军于长江南岸地区。

四、知彼知己,方可百战不殆

   同时,就“三人团”成立时间问题,毛的说法是打鼓新场那天开会后张闻天提议他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织三人团”。周的说法是,在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的会议结束后,中央批准“成立三人团”。陈的说法是,“三人团”是“四渡赤水时定的”。这三种说法时间都不同,特别是和报告所引张闻天同在1943年所说的时间差别较明显。张的说法是:“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所说的这个“抢渡乌江”,指的是3月21、22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在3月29日至4月1日之间采取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军事行动。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所指理当是3月22日之后到3月底前后这段时间。

石厢子会议 1935年2月3日至2月5日,中央军委纵队一渡赤水后到达四川古蔺县水潦镇石厢子场(今四川省叙永县石坝彝族乡),并在此整休。中央政治局在此期间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落实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政治局常委分工和研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回忆:“从土城战斗渡过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③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里说:“在遵义会议之后,长征的许多事情有了头绪。二月五日,红军抵达黔滇川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小镇时,博古的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一职便悄悄地由洛甫代替了。毛正式被指定‘协助’周恩来作军事决策。”④党史专家蒋建农认为:“石厢子会议决定了三件事情:一是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二是关于苏区中央分局今后的行动方针和成立中革军委中央苏区分会;三是调整并确定中央红军新的进军方向。”⑤石厢子会议与遵义会议的关系十分密切,完成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进行的中央领导权交接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一个“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改驻打鼓新场(时属黔西县,今金沙县城)的国民党追剿军王家烈纵队(黔军)。红军总司令、前敌司令部(3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提议成立的)司令员朱德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时称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在云南威信县境就构思好把滇军调到贵州腹地来,绕个大圈子把中央红军带出蒋介石大包围圈套小包围圈的绝境,北渡长江(金沙江)去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同时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同朱德产生分歧。

兵书中毛主席最推崇《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又是毛主席最推崇的一句话。我想在四渡赤水中毛主席肯定对这句话体会的尤为深刻。

   大概是因为许多人都不赞同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报告在这一问题上的结论性意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组10年后采用了较为灵活的说法。1993年,该室编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一书,对这一问题做出了不同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报告的表述。其具体表述修改为:在3月11日晨最终说服中央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指令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

扎西会议 1935年2月8日,中央军委纵队抵达云南扎西。2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中央红军暂缓渡长江后新的战略方针以及部队缩编问题。据《红军长征过云南》一书记载:“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研究红军面临的形势,决定红军进军的方向;二是研究决定精简机关,充实连队。……会上,进一步总结了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讨论通过了中央提出的《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⑥会议还研究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创建川滇黔根据地。彭德怀回忆道:“当时中央军委命令,从三军团抽调三四百人,派得力干部率领,在川、滇、黔边创新根据地,我们照办了。抽选了四百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同志率领,在军委指定地区进行游击战,创造新根据地。”⑦可见,扎西会议主要内容是:通过了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委托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完成部队精简缩编;成立川南游击纵队,创建川滇黔边新的根据地;制定了红军新的行动方针。

猴场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中央红军的每一个军事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后,几乎天天都要召集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

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中央红军自认为对川军较为了解,认为郭勋祺的川军与过去交过手的川军一样,作风懒散、行动拖拉、毫无战力。这样的错误估计导致了轻敌,进而导致了战斗的失败。

   此一表述既吸收了毛、陈、周的说法,即认同苟坝会议后已有成立“三人团”的提议,同时也委婉地接受了张闻天关于“三人团”成立于“抢渡乌江以前”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围绕着“三人团”究竟成立于1935年3月11日之后至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这20天中的哪一天,就不可避免地又进一步引发了许多新的考察和讨论的意见。

鸭溪会议 1935年3月4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中革军委在贵州遵义县鸭溪镇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成立了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经张闻天提议,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被推行“左”倾路线领导者免除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之后,重新担任红军领导职务。

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新房子(今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其余参会首长都赞成林彪、聂荣臻 “万急”电报建议。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道:“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大长征》·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版195页)。在座的首长毫不客气地顶撞毛泽东:“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81页)。毛泽东离开会议,张闻天搞了个举手表决(电视剧《长征》中有这个场境),结果把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表决掉了。深夜,毛泽东独自一人打着马灯,去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恩来晚一点下发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说服周恩来后,又同周恩来一起去说服朱德。

伟人之所以为伟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知错能改、不二过。为避免轻敌现象再次发生,这期间红军军委二局一科破译了敌军通信密码,基本掌握了敌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前进方向等。毛泽东亲自主管一科,给指挥部队行军作战带来了极大便利。通过对运用技术侦查获得信息和川军沿江的布防态势的分析,毛泽东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如有研究者认为,“三人团”的成立时间只能在17日中午红军三渡赤水之后和20日决定四渡赤水之前这几天。他们的理由是,聂荣臻回忆,他曾听陈毅说过,“毛主席说四次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页。]但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总共有过四次渡赤水的经历,一渡遭遇了土城作战失利,二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的决定,又因鲁班场作战失利而被迫三渡,都“没有值得毛泽东有所‘得意’的地方”。因此,他们认为,毛视为“得意之笔”的,只能是第四渡。鉴于红军三渡赤水的时间是3月16、17日,四渡赤水的时间是3月21、22日,叶剑英有回忆称中央开会宣布成立“三人团”当天曾有敌机袭扰。有研究者查到,当时在军委三局工作的伍云甫日记中曾有17日中央军委在赤水边的陈福村停留时受到过敌机袭扰的记载。[ 《伍云甫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因此他们推断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应该在三渡赤水后马上于3月17日在陈福村紧急召开了扩大会议,批准成立了“三人团”。[ 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235-246页;孙果达:《“四渡赤水”还是“第四次渡赤水”——正确理解毛泽东的“得意之笔”》,《百年潮》2008年第1期,第67-68页;马洪武:《再谈遵义会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9-13页。]

苟坝会议 1935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召集并主持会议,提议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毛泽东1943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领导” “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⑧苟坝会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3月11日一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召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经过争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终于说服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使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再一次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页)。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提议转达给张闻天。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我军的核心任务。这样,制信息权就显得尤为重要。所谓战争中的信息,就是知彼知己,只有掌握了准确的信息,才能克敌制胜。

   上述说法最大的问题是除此推测外,找不到任何可信的文献史料能够佐证,甚至没有任何一位中共政治、军事领导人在自己的回忆中提到政治局曾在这个叫陈福村的地方开过会。同样,简单地把叶剑英关于中央开会时受到敌机袭扰和伍云甫日记所记某一天军委驻地受敌机袭扰的记载联系在一起,也太过牵强。查阅保存下来的好几种长征日记,包括伍云甫的日记,就会发现,这类受敌机袭扰的情况在当时多有发生。即使叶剑英真的参加过中央宣布组成“三人团”的决定的那个会,当天也确实发生过敌机袭扰的情况,也不能肯定此次会议召开与伍云甫3月17日日记所记的那次袭扰在同一天。

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有关形势的报告,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会理会议是长征中一次重要的会议,它统一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思想,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

3月12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毛泽东1943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页)。1959年初努力纠正已发现的“大跃进”的一些“左”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在讲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时说:“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页)。

“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得意之笔。得意在何处?看过影片之后我认为不是如神的奇兵,而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对决策及时作出修订,一次次化险为夷,最终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水是至柔之物,任何山石都可将其阻挡,这才造就了蜿蜒千里的赤水河;同时有是至刚之物,水滴石穿,河水不会因为障碍的阻挡而消失,他一定会汇入江海。红军正如这河水一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磨难,都会用自己的智慧找到解决的方法。以上是我观看《四渡赤水》后的几点思考,作为一名即将赴部队任职的学员,一定要多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总结出的经验,多思考争取能灵活运用到工作生活中去。

   由于多数研究者并不认同上面的说法,故相对而言,另一种说法或许更接近史实。这种说法既考虑到毛泽东那个“得意之笔”的说法,又参考了前述张闻天的回忆,认为“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时间,应该在3月21日至3月31日之间”。之所以要往前推至3月21日,纯粹是因为红军四渡赤水的时间是3月21、22日。他们认为,如果从毛泽东对四渡赤水起了决策性作用的角度考虑,“三人团”也未必不可能成立于四渡赤水行动发生的前夕或当日。但是,毛在军事上对四渡赤水的决策起到决定性作用,并不一定和“三人团”的成立直接相关。比如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时进行的土城之战,包括二渡赤水后进行的鲁班场之战,也都是毛的意见起了决定作用,当时也并没有成立“三人团”。更何况,四渡赤水的决策,实际上和南下抢渡乌江的决策是同一个决策,毛说的那个作为“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未必不是指从3月21日一直到4月初抢渡乌江的整个决策。因此,这种说法应该特别重视张闻天回忆的说法,即更应该强调的是“三人团”实际成立于抢渡乌江之际,也就是3月31日当天或前后的可能性。[ 贾启玉主编,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编著:《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遵义会议作为中共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会议,不是一个独立的会议,它是由若干会议组成的会议群。这些会议,紧紧围绕遵义会议精神,既和遵义会议有密切联系,又具有会议自身的时代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的艰辛,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轨迹,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光辉历程。

苟坝会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注:

突围转移(“长征”的提法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彝民区后朱德提出的)中的中共中央,主要是领导红军打仗、求生存。毛泽东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复执中国工农红军最高领导权、指挥权,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实现了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时,就构思成熟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从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两次被动转移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不放弃进攻驻仁怀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就是希望从长计议,实施把滇军调出来,进滇入川战略计划。

①金一南:《苦难辉煌》第289页,华艺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

3月13日,毛泽东命令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指挥红十团、红十三团由枫香坝奔袭驻遵义县第十二上区西安镇(今泮水镇西安村)、泮水镇黔军犹禹九旅周相魁团、宋华轩团,佯攻黔西县打鼓新场,是毛泽东实施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之始,目的是把固守在仁怀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引出来聚歼。彭雪枫指挥红十团、红十三团一举将黔军周相魁团、宋华轩团驱逐到打鼓新场,驻进遵义县第十二中区岩孔场(今金沙县岩孔镇),开展打土豪、建立苏维埃政权。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倾巢而出,向打鼓新场开进;前锋行进到三元洞,发现主力红军没有去进攻打鼓新场,急返鲁班场修筑碉堡、工事固守。

由上可知,关于“三人团”成立时间,因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当事人也几乎都没有系统的或较确切的回忆,这就成为多年来人们在这一问题上说法各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考察研究中,显然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要成立“三人团”?多数与“三人团”成立相关的历史叙述从不讨论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认为这个问题无须讨论和考证。因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那份报告对此问题的概括直截了当,即“那时,红军处在强敌围困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189页。]但这样的说法是否合乎史实呢?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反证就是,据杨尚昆回忆称:“三人团”成立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矛头直指的就是毛泽东。这一波对毛左右军事决策权的强烈质疑的风波,整整延续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直到张闻天主持召开会理会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②刘伯承:《回顾长征》第4页,《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3月14日,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率领红十团、红十三团奉命由岩孔场赶往鲁班场参加会攻国民党军周元纵队,途经遵义县第十二上区(泮水区)洪关坝(今洪关苗族乡),遭溃驻小坝场(今洪关苗族乡小坝场村)的黔军伏击,牺牲30多名红军战士,当地农民将这30多位烈士掩埋在皂角树梁子山上。时已9岁的老农马光昌述说:他亲眼看见一个60岁左右的老头剥光了红军尸体上的衣帽,挑到马家沟河中冲洗。那个老头还送给他一顶帽子,帽子上有红布五角星,他戴着跑回家遭到老父亲一顿臭骂。如果皂角树梁子山上埋的是土匪或黔军士兵的尸体,我宁可相信那些土匪或黔军官兵没有父、母、兄、弟等亲人,也不敢相信他们的亲人那么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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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选自《遵义会议文献》第6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月15月2时,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军委干部团各部由现驻地向鲁班场运动,对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3个师形成扇形包围,拉开决战态势。目的是要把各方面的国民党军都吸引到黔北来,找个缝隙突出蒋介石设置的大包围圈套小包圈。双方激战至下午5时,毛泽东、朱德接报:距鲁班场西北60里,川军8个团向鲁班场开来;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向鲁班场开进,前锋已到遵义县第十二下区枫香坝、花苗田。毛泽东、朱德命令中央红军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县中枢镇(今仁怀市中心城区)、茅台镇转移。16日,朱德从坛厂经怀阳洞向中枢镇行进,前往茅台镇指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第二次挺进川南。如果说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是受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所迫的被动转移。那么,从茅台三渡赤水河就是带有战略性的主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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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4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3版。

3月16日17日,中央红军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古蔺县。渡河前,毛泽东吩咐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派工兵去二郎滩和太平渡查看二渡赤水河时架设的浮桥是否存在。虽然时任中革军委工兵营营长王耀南的回忆有待考证(因为当时为了摆脱国民党军追击,后卫部队过河后是要毁桥的),但是却佐证了三渡赤水河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迷惑蒋介石,调动国民党军。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态势。蒋介石再次把主力和注意力集中到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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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蒋建农:《长征中石厢子会议的重要历史地位》,载《军事史林》2013年第1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主办。

3月20日~22日,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3月23日经习水二郎、仁怀三合、大坝、高大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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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红军长征过云南》编写组:《红军长征过云南》第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

3月24日经小箐沟到喜头的石火炉、李村沟及鱼塘。

⑦彭德怀:《彭德怀自述》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月25日进驻闷头台(今仁怀市喜头镇)竹林湾。

⑧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第2页,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3月26日经土地坎、天子庙(今喜头镇共和村)、火石坪、当晚进住洞口坪(今遵义县芝麻镇竹元村)

(作者系四川省叙永县原党史研究室主任)

3月27日经草皇坝到干溪、到干溪后,朱德命令红九军团,立即移狗(苟)坝西之马鬃岭(苟坝与纸房的界山)为暂时活动枢纽。从28日晨起分两部:一向长干山(今仁怀市长岗镇)、一向枫香坝(遵义县枫香镇)伪装主力活动。

3月28日,朱德再次命令红九军团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枫香坝至长干山至坛厂路上)摆露天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消灭之的模样,掩护主力秘密迅速南转移。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中央纵队秘密、迅速地钻过鸭溪至白腊坎不足15华里国民党军封锁线缝隙,转移去黔西县沙土镇后山乡。

3月30日从后山的梯子岩、江口、大塘河3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进入息烽地域,跳出蒋介石精心设置的“绝境”。

3月31日,毛泽东去到红二师,在路旁摊开地图,在图上画了一道从贵州省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一长条大迂回的红杠杠,第一次公开他把“滇军调出来”的战略构想。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说:“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之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这时候,蒋介石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四渡赤水河,是中央红军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在赤水河流域进行的运动战战役。都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后帮助周恩来、朱德指挥和在苟坝会议进入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指挥核心后亲自指挥的,一渡、二渡赤水河的过程是毛泽东构思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的基础;苟坝会议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为毛泽东实施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萧华将军《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泽东本人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广义上指一渡、二渡、三渡、四渡,狭义上特指三渡,四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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