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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世纪初领海主权

文章作者:军事资讯 上传时间:2019-09-15

 摘 要:领海主权观念的真正勃发当是在20世纪初年,当时的留日学生是促进这一过程的主要力量。他们大量翻译和介绍了日本国际法学者的著作,同时还对领海理论进行了一定研究。正是随着新一轮国际法知识的传输,领海理论也随之得到广泛传播。20世纪初年,清政府对领海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一些交涉事件中,清政府已经能够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最后几年里接受了从日本传来的领海主权理论,其认识水平已经走出了19世纪时的朦胧状态,甚至发展到了准备建立领海制度的程度。
  关键词:领海观念;国际法;领海制度
  中图分类号:K257.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3—0182—05
  
  19世纪中后期,随着国际法的传输,领海主权观念逐渐被中国人所熟悉。但是,领海主权观念的真正勃发当是在20世纪初年。本文拟对20世纪初期领海理论的传播和清政府领海主权观念的发展进行探讨。
  
  一、留日学生与20世纪初领海理论的传播
  
  20世纪初年,由于受民族危机的刺激,加之清政府推行新政,政法知识的学习与研究成为当时的热门,其中就包括国际法知识。就国际法的传播情况来看,留日学生是促进这一过程的主要力量。他们大量翻译和介绍了日本国际法学者的著作,同时还对其进行了一定研究。正是随着新一轮国际法知识的传输,领海理论也随之得到广泛传播。与19世纪相比,这一轮传播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
  首先,第一次采用了准确的国际法专业术语,把领海概念第一次介绍给中国人。20世纪以前,外国传教士翻译国际法时还没有找到准确表达领海概念的中文词语,中国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领海,只知道沿岸附近水域属于本国管辖。至于用什么来表达这一意思,一直也没有找到适合的词语。这种情况到20世纪初年才改变,留日学生从日本人那里借用了一些名词。此后,“领海”、“领海主权”、“海湾”、“公海”、“海里”、“中立”等一系列新名词纷纷传入,一直沿用至今。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领海”一词最迟在1902年就已经传入。该年9月16日和21日的《外交报》连续登载《纪各国会议领海事》。①这是笔者所见最早以“领海”一词为标题的文章,可能也是“领海”一词出现在中国报刊的开始。该文还对“领海”一词进行了注解,“于海面立一定界限,由滨海之国管辖,谓之领海。”这即使不是最早的领海概念说明,也应该是较早的定义。除领海一词外,该文还使用了“领海界限”、“中立”、“海里”、“海湾”等新词语。就词语输入来说,这些词语的出现应是较早的。它们的出现结束了中国人对所管辖水域模糊不清的状况。从此,“内洋”、“外洋”、“中国洋面”等一些模糊的概念成为了历史。以准确的国际法专业术语代替模糊的词语,这是当时留日学生对国际法翻译事业作出的贡献。它有利于促进国际法的传播,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领海理论的理解与接受,也有利于在与列强的交涉中捍卫本国的领海主权。其次,就传播途径来说,这一轮的国际法传输途径更加广泛。除著作翻译外,报纸杂志也进行了大量宣传和介绍。
  就著作翻译来说,此次翻译的版本大部分是日本学者的著作或者讲义,翻译的主体不再是外国传教士,而是中国留学生。由于日本曾有过与中国相似的经历,而欧美国际法著作中的观点对于东方世界是不公正的,因此日本学者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驳,这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因此,新一轮的国际法著作翻译是对前一轮翻译的反思。留学生的翻译工作大概开始于1902年前后。1901年7月《译书汇编》第7期已译待刊书目中就列有《国际法论》,但具体情况不详,是否出版也不得而知。1902年杨廷栋翻译的《公法论纲》应该算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此类译著中最早的代表作。此后,大量国际法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据研究,20世纪前十年,留日学生翻译介绍的国际法著作大约有50种以上。②这些译著采用新词语翻译,一直沿用至今。在这些著作中,领海理论当然得到了更新。可以说,每一本国际法译著都对领海理论进行了与以前不同的介绍。随着如此之多国际法译著的传播,中国人对于领海理论有了更新、更详细的了解。
  新式报纸杂志对领海理论的传播也作出了贡献。它们使这一轮的国际法知识传播更加广泛。接受国际法的主体不再单单是官员,更大程度上是在新式知识分子中间进行,有利于国际法知识向大众开放。这一特点在领海理论的传播过程中尤为明显。在19世纪中后期,领海理论的传播只限于在少数官员中进行,大部分人特别是普通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理论根本没有听说过。但在20世纪初年,由于报纸杂志的涌现改变了这种局面,使普通知识分子得以接受外界新鲜的知识信息。领海理论成了普通知识分子经常能够接触的东西。新式报纸杂志中对领海理论传播作出较大贡献的主要有《外交报》、《法政学报》、《广益丛报》、《东方杂志》等,其中《外交报》是当时热衷于领海理论传播的最重要报纸杂志之一。从1902年9月16日第21期开始,至1910年12月6日第296期止,该报翻译、介绍、研究及报道有关领海问题的文章相当多,既有理论的介绍,也有理论的具体适用;既有外国人文章的翻译,也有中国人的论说。《外交报》还开辟了时事介绍栏目,其中许多涉及领海问题,如军舰驻泊、渔业交涉、水道测量、航权交涉、海湾租借等。对于研究20世纪前十年领海理论的传播情况和中国领海主权状况来说,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最后,领海理论在国际法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在第一轮传播过程中,领海理论只是国际法知识中的小部分,并没有单独强调,内容也较简单。与之相比,这一轮国际法传播更强调领海法的介绍。由于是中国人自己翻译和传播国际法,因此更注重现实服务功能,注重国际法与国内实践相结合,体现了实用的特点。这就决定了领海理论在国际法介绍过程中必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此时中国的领海纠纷问题特多。从日俄战争所带来的领海中立纠纷,到外舰任意游弋内河内湖,再到澳门水界纠纷,还有沿海渔业问题等,这些都需要中国人自己来思考解答。现实的需要使人们把目光转向了领海理论。除了国际法译著介绍更加详细、更加深入的领海理论外,报纸杂志上也出现了大量专门介绍领海理论的文章,还有相当一部分具体研究中国领海问题的文章。报纸杂志大量翻译、介绍与研究领海问题,说明领海理论已经受到了中国人的关注。相对于国际法的其他知识来说,领海法受关注的程度更高。总体看来,这次国际法宣传重点突出了领海理论部分的介绍。
  此外,就领海理论本身而言,这一次的介绍更深入具体。19世纪的国际法介绍是为翻译而翻译,因此没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领海法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一部分,而且很简单。但是,20世纪初年的国际法翻译与宣传介绍情况大不相同。国际法著作中对领海法方面的介绍可能还不能明显体现这种差别。但由于报纸杂志的参与,对领海理论的介绍很明显出现了深入具体的特点。领海理论的介绍已有相当的深度,既包括领海的概念介绍及其界限划分,也包括领海管辖权的具体内容说明;既有领海理论的历史溯源,也有领海理论发展的现状介绍;既有理论本身的阐述,也有相关实例的说明;既论述了领海问题,也述及了内水问题。可以说,此次领海理论翻译和介绍是较全面而深入的,对中国人准确而系统地掌握领海理论起了重要作用。就当时报纸杂志所介绍的领海理论内容来说,主要涉及:领海概念及其历史溯源、外舰、商船管辖、海湾、渔业权等问题。此外,还有文章涉及海岛占领、内湖被侵、缉私权利、沿岸贸易等方面。总之,此次宣传已经深入到了领海主权的各方面,某些方面还比较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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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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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进入专栏)  

文|神州学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在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但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并没有引起特别关注和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世纪初领海主权理论的传播及清政府的认识。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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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Meeloun论文网

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是由来华传教士首先选择翻译内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再结合中国文化语境将其表达出来。1899年,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刊载了署名“英士李提摩太译,华士蔡尔康属文”的《大同学》一文,提到“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但误认为马克思是英国人。同年4月的《万国公报》第 123 期上这一错误得到更正,并称其“主于资本者也”。对于1899年出版的《万国公报》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观点,学界比较认同。例如,1979年,夏良才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也谈早期中文刊物中有关〈资本论〉和马克思译名的记载》一文,指出: “李提摩太节译的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Benjamin Kidd)的著作《社会进化论》(Social Revolution)的前三章。这里说的‘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就是指的马克思《资本论》。应该说,这才是中文刊物上第一次提到《资本论》的名字。” 这一阶段,除了《万国公报》以外,还有来华传教士翻译、出版的《万国史记》《富国策》等,也有一些零碎、不成体系的介绍。

蔡锷在《清议报》工作期间完成的另一部著作是《国际公法志》。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20世纪最初几年到“五四”运动时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留学日本。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大量西方政治思想开始传入,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也相继被译介到日本,引起中国留学生的注意,包括日文社会主义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翻译与传播起来。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后来他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大量译介西方思想,也提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例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1903年11月2日至12月4日《新民丛报》第40~43号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称“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共财之一阶梯”;在1904年2月《新民丛报》第46~48号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又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者也”的主张。

国际法于19世纪中叶,伴随着国门洞开和“西风东渐”,开始传播到中国。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奉旨赴广东查禁鸦片,在反抗英国侵略的战争中,意识到了国际法的重要性。为此,他请美国传教士伯驾和袁德辉从瑞士法学家瓦特尔所著《国际法》一书中摘译了有关战争和国家主权三小段,编译为《各国律例》。1864年,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多次军事交锋和艰苦谈判,详务派首领奕訢逐渐意识到西方国家处理对外事务所依循的国际法的重要性,于是奏请清政府出版了由美国传教士丁题良翻译的美国国际法学家惠顿所著的《国际法原理》一书,并改名为《万国公法》,分发给各省地方官员及各通商口岸官员使用。该书共四卷,对国际法的源流、国家主权、平时法、战时法等做了较详细的阐述,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国际法的基本内容。这是西方近代国际法正式系统传入中国的标志。1865年,丁韪良主持同文馆事务后,仍致力于西方国际法著作的译介工作。1876年,他将德国人马尔顿专门论述公使领事问题的著作《外交指南》译成中文,取名为《星轺指掌》;1878年,他将美国法学家吴尔玺的《国际法导论》译成中文,取名为《公法便览》;1880年,他又将德国法学家伯伦知理的《文明国家的近代国际法》译成中文,取名为《公法会通》。之后,他又陆续翻译了《陆地战例》、《公法千章》、《公法新编》等西方国际法著作,对于国际法知识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自此,国际法逐渐被中国有识之士所重视。郭嵩焘、曾纪泽对于国际法作过有利的评论,并在其向清政府提出建议时提到它。早期维新派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都曾重视并论及国际法。

  内容提要: 在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中,法学知识特别是宪法学知识以其特殊功能发挥着引导、诠释与促进的作用,成为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时不可或缺的因素。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在频繁的立宪活动中,宪法学知识不断积累和发展,呈现出与革命之前不同的形态,并在长期的演变中体现着知识的延续性与中国学术传统。辛亥革命所开启的民主共和国意义上的宪法学知识传统与发展道路,对于今天的宪法学研究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在这两个运动中,包含着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参与群体。

几乎与梁启超等同时接触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还有留日或者曾经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同盟会革命者或早期国民党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孙中山、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廖仲恺等。如朱执信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和第3号上接连发表了两篇《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状况及其主要历史功绩,并且简要归纳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曾评价:“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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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辛亥革命/临时约法/宪法学知识/宪法学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世纪初领海主权理论的传播及清政府的认识。这两个群体如以职业来划分,包括“教师”群体与“学生”群体。 以北大为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显身手者多为北大教职员,包括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以及教授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刘师培、章士钊、鲁迅、周作人、李石曾等。

通过日文的翻译和转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当时还有一些。例如,1902年4月,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书中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介绍。1902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幸德秋水的《广长舌》,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一文,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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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年龄来划分,大致可分为 20岁左右的年龄层和30-40岁的年龄层 。参加爱国反帝运动的学生多处在20岁左右的年龄;而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教师多处在30-40岁之间的年龄。五四运动时,陈独秀40岁,李大钊30岁,胡适和刘半农都是28岁,钱玄同32岁,刘师培34岁,周作人35岁,鲁迅、章士钊和李石曾均为38岁,年龄最大者为蔡元培,也不过50岁。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等,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研究与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由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较多地见诸报纸杂志。

丁韪良等人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

  一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评价其地位与影响。在辛亥革命发生的特殊的历史背景、曲折的过程以及对其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中,法学知识体系发挥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而其中宪法学知识又以特殊的功能发挥着引导、诠释与促进的作用,成为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的重要评价因素。本文以辛亥革命为主题,以宪法学知识谱系的演变为主线,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宪法学未来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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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并且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的《每周评论》还刊载了摘译的《共产党宣言》。《晨报》于1919年5月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译介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著作。

与此同时,清政府一些开明官员以国际法为指导,在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中,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利益。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时, 曾根据《各国律例》的有关条文,在处理“林维喜事件”中作了初步实践。1864年,恭亲王奕訢运用美国传教士丁题良所译《万国公法》一书中的若干条文,成功地迫使普鲁士公使释放了一艘被扣留在中国领水的丹麦船只。1878年,郭嵩焘灵活地运用国际公法,据理抗争,锲而不舍,最终迫使英国政府对镇江夏船案作出公平处理。1881年,曾纪泽运用国际公法的原则,通过谈判,迫使沙俄改订《中俄伊犁条约》,为中国收回了一部分丧失的权益。可见,尽管国际公法因列强用来殖民扩张而带有强权性质,但在弱国无外交的近代世界格局之下,国际公法中的主权原则、国家平等原则仍不失弱小民族用来维权的武器。

  

再从两个知识群体的学历出身来看,除国内在校学生外,教师群体带有鲜明的“留学特征”。笔者根据1918年北大教员名册作过统计,在207名教员中,有留学经历者多达141人,占总数的近70%。其中留美者43人,留日者37人,留欧者47人。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部分著作中译本开始出版,其中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对毛泽东有着重要影响,并被编入了1921年5月文化书社发行编印的《文化书社销书目录》中。对此,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中指出,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戊戌变法运动期间,国际法得到了湖南维新人士的重视。1898年4月,湖南善化人毕永年在长沙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法学术团体——“公法学会”,号召国人讲求国际法学,以收回中国自主之权。

  一、宪法学知识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与清末留学生相比,五四前后的留学生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了驻外、归国和待遣规模的高峰,而且在地域分布上打破了清末偏于一隅(甲午以前偏于西洋,甲午以后偏于日本)的格局,形成留美留欧与留日平分秋色的局面。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归国留学生。而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3位五四主要领导人则分别代表欧日美3个回归的留学生群体。

(作者:姜秀荣,系中央民族大学讲师)

在时务学堂求学期间,万国公法被列为学堂课程之一,蔡锷因此初步接触到国际法的一些基本知识。加之此时毕永年等人在长沙创办了公法学会,鼓吹中国“将来自强之本”的国际公法,而唐才常的《公法学会叙》又发表在时务学堂学生必读的、被康有为誉为“全国最好的维新报纸”——《湘报》上,这就更加引起了正在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蔡锷对国际公法的重视。到日本留学后,蔡锷在学习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的同时,对国际法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编译了一本《国际公法志》,于1902年8 月由梁启超所办之上海广智出版社出版,署名形式为:“邵阳蔡锷编译”。但从全书的内容看,除了介绍国际公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法则之外,书中还有作者选取的中外案例以及作者的论述、评论等,此外,《新民丛报》在推介此书的广告中说:“此书编者久留学日本,参取公法学专门名家之著述数十种,篡成此书。”由此可见,《国际公法志》并不是一部单纯的翻译作品,而是蔡锷根据当时国际公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法则编写的一部国际公法著作。

  

因此,如果说国内学生在五四爱国反帝运动中充当了主力军的话,那么可以说回国留学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新思想的载体和传播者。海外五四研究专家周策纵亦指出:“在五四时代,真正在思想上有推动力量的,却是那些回归的海外留学生。”海外留学生网课代修www.northess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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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发生的本质原因在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了这种矛盾。但是一场革命之所以爆发,其背景是立体和综合性的,它需要成熟的理论的支撑,否则无法获得革命的正当性,革命之后也难以维持其胜利成果。从思想背景上说,辛亥革命是在西方文化广泛引进并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冲突中发生的。这其中,一大批知识分子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自由、平等、法治等观念起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他们对宪法知识的普及和宪政理念的传播,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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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国际公法志》

  

在专业倾向上,甲午以前的留欧学生在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多学技术;甲午以后的留日学生出于政治改革的需要,多学法政;而五四前后的留学生为谋求“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群相学习文学和哲学。如鲁迅弃医从文,胡适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转入文理学院,专攻哲学。

蔡锷的《国际公法志》虽于 1902 年 8 月出版,但从书中谈到签订于1901 年9月7日的《辛丑条约》时,用的是“今岁之《北京条约》”可知,该书应写于 1901年下半年。书稿完成后,蔡锷将之交好友赵必振审读并请其作序。赵必振在此书的“序”中,回顾了国际法传入中国的历史,回忆了毕永年、唐才常当年创办公法学会的宗旨,并指出蔡锷编译《国际公法志》是“步唐先生之芳轨”。赵必振所言不虚,因为在这部著作的“总论”的“论国际公法渊源”一节中,蔡锷特别指出,除了来源于国际上之习惯、条约、法令和判例外,国际公法还来源于历史和公论。他说:“国际公法之渊源于历史者。飞利莫耶曰:历史罗列国民之贤否,而示其愚钝,可以风,可以惩,可以劝,使后世知所畏惧,有益于世,诚非浅鲜。国际公法上之历史,其益于国际上亦岂可以以尺寸计耶!国际公法之渊源于公论者。孔于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公论所在,天下莫不韪之。”显然,蔡锷编译《国际公法志》,就是希望借此像《春秋》一样,使“乱臣贼子惧”,使“天下莫不韪之”,以致“有益于世”。

  (一)宪法学知识的引进与传播

9159金沙游艺场,与清末不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于从东西洋各国回来的留学生均全体参加,因而新思潮也来自东西洋不同国度,形形色色,驳杂纷繁。

蔡锷的《国际公法志》,据广告说,“分为平时国际法、战时国际法之两部,此编则其平时部也。”从此书目录上看,也有上、下两卷,但我们今天仅见到上卷,下卷尚未见到,是否编辑或出版不得而知。从上卷看,包括“总论”和“平时国际公法”两部分。“总论”分5节,论述了国际公法历史、渊源、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差别以及国际私法等问题;“平时国际公法”为该卷主体部分,共有“邦国独立权及相互保持之责”、“处置国财国产法”、“管辖邦国之权利及其义务”、“外交上之礼仪”和“邦国互市之权利及其义务”等5章,重点介绍了平时国际法中国际间的基本法则和交涉法则,而平时国际法的第三个重要部分——国际间争议解决法则的内容则鲜有涉及。

  

“德国留学的哲学家们则介绍康德、黑格尔、斐斯特等一流的德国思想家。英国留学的则试图介绍陆克、休谟、柏克立。更摩登的美国留学生则介绍詹姆士和杜威等人。”无政府主义的输入,导源于一批留法学生;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则是留日学生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董必武、周恩来等均是留日归国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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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中国宪法学理论是在西方宪政文化的介绍与传播中形成的。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中,宪法学知识从19世纪末期开始在中国传播,主要通过了两种途径:一是译介西方宪法制度和理论方面的著作;二是创办大量的报刊杂志宣传宪法思想。改良派思想家的宣传与研究使西方的宪政理论逐步引入中国。而清末出使西方各国考察宪政的活动客观上拓宽了中国人了解西方宪政的途径。这使得中国人逐步接触和了解近代意义上的宪法观念,初步确立了以西方宪法理论为基础的宪法学知识体系。

总之,五四时期,各种思潮以留学生为媒介,竞相涌入。大抵凡西方所有者,中国必有信仰者;发挥某一学说的代表,亦必蔚成宗风,门系俨然。西方固有或新起的思想学说,在中国必能见到倡导发扬的宗师,笃信景从的群众,以至各据法义,学派林立,甚或演为政派及其政纲,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色。

《新民丛报》推介蔡锷《国际公法志》的广告

  从1890年代开始至1911年,即戊戌变法前后至清政府灭亡前,学术界翻译出版了一大批专门介绍西方宪法制度与理论的著作。最初是对西方宪法制度和有关理论的知识性介绍,后来逐步发展为系统翻译乃至提炼学术观点并逐渐形成体系。这一时期,翻译介绍的西方著作有三类:其一,民主宪政著作。主要有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弥勒的《自由原理》(今译为《论自由》,严复译为《群己权界论》),斯宾塞尔的《原政》、《女权篇》等,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国法泛论》、《国家学纲领》等。重点翻译了日本学者的宪法学著作,如《国宪泛论》、《宪法要义》、《宪法法理要义》、《万国宪法比较》、《宪法论》、《英国宪法论》等。其二,各国的民主革命史和宪政有关的重要文献。革命史主要有:《十九世纪欧洲文明进化论》、《法兰西革命史》、《美国民政考》、《英国宪法史》等,重要文献有《美国独立檄文》、《法兰西人权宣言》等。其三,对西方思想家和著名政治人物的生平及学术介绍,如梁启超撰写的《卢梭学案》、《民约巨子卢梭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霍布斯学案》、《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等。为了知识引进的需要与扩大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学术界还成立了一些翻译机构,如译书汇编社、国学社、湖南编译社、闽学会等。西方近代宪法学说的广泛介绍对中国思想界起了重要的知识启蒙作用,为学术界解释社会问题,推进国家建设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工具,成为当时的志士仁人设计救国方案新的参照系和思想资源。

综览五四时期留学生移植西方思潮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1.关于自主权。蔡锷指出:“世界万国,或主或奴,或君或藩,或拥广大之土地而为人所蹂踏,或负众多之人民而为他族所抑屈,一言以蔽之,曰,有权与无权而已,权能自主与否而已。所谓自主权者,不受他国干涉之谓,内足以统辖一切政务,外足以捍卫邻邦,或定政体,或开富源,或垦新地,或拓版图,或扩张海陆军备,或与他邦交定条约,或处分外人,纵横驰骋,靡不如志,其故维何,皆职此自主权而已。失此权则不得为独立国。”但他同时指出,一个国家的自主权,“虽曰天然不可侵犯之大权,亦不能任意以逞”。第一,“不得以伸己国自主权之故,而侵及他国之自主权”;第二,“不得越条约之限制”。这就是说,一个国家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他国的控制和干涉,但也不得干涉他国的自主权和不受国际条约的限制。

  除了翻译著作,知识分子们还以报刊杂志为媒介,广泛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据统计,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社会上刊行的革命报刊有44种,其中报纸20种,杂志24种,革命书籍80种。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革命报刊总数已达到211种,其中报纸47种,杂志49种,革命书籍115种。 [1]当时,比较知名的报纸杂志有《清议报》、《时务报》、《苏报》、《国民报》、《民报》、《新民丛报》、《复报》等。这些报纸杂志主要可分为改良派(立宪派)和革命派两大阵营,他们主张的社会变革的道路虽然有所不同,比如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主张在维护清朝统治基础上进行变法维新和社会改良,而革命派的舆论阵地《民报》则坚决要求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但对于民主、自由价值的追求则具有基本一致的认同。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也都希望将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议会制度移植到中国,只不过改良派意图移植君主立宪式的议会民主制,而革命派则主张在推翻清王朝的基础上建立共和制的议会民主国家。这些报刊是传播宪法学知识和思想的重要载体。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就对其功能和意义提出殷切期望:“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 [2]

一是译书办刊。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报纸杂志竞相刊载有关西方哲学思想的文章和译著,出版国外某派学说的专号。据统计,从1919年-1921年间,国内发表的介绍西方现代思潮的文章著作或译著不下百种,而文章的作者十之八九为回国或正在国外的留学生。

2.关于自卫权。蔡锷认为,“国土不能自保,国产不能自卫,国民之生命财货无力以捍护之,若是而能立国者,未之有也。”因此,他指出:一个国家要“立国于世,须常蓄国力以御侮,退可以守,进可以战,此国家莫大之义务也。由是观之,邦国不仅宜善结尤邦,友不得不扩充陆海军备,以严国防。即使国力孱弱,亦必与他国结防守同盟之约耳。是等举动,皆出于自卫之心。除紊乱与国之静谧以外,不论何国,皆不得妄起异议”。

  通过宪法书籍和进步报刊的宣传,西方近代意义上法治、民主和宪政观念逐渐为国人所接受“成为中国政坛的流行语言” [3]。在这方面,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起到了重要的观念普及作用。1901年,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一文中阐述了“宪法”的概念:“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西语原字为THE CONSTITUTION,译意犹言元气也。盖谓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 [4]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数篇有关“法治”的文章,比较早的引进了近代法治观念。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将法治与立宪连接在一起,认为立宪国就是法治国。比如,1906年,田桐在《满政府之立宪问题》一文中指出:“夫所谓宪者何?法也。所谓立宪者何?立法也。立宪国者何?法治国也。法治国者何?以所立之法,为一国最高之主权之机关。一国之事皆归法以范围之,一国之人皆归法以统治之,无所谓贵,无所谓贱,无所谓尊,无所谓卑,无所谓君,无所谓臣,皆栖息于法之下。非法之所定者,不能有命令;非法之所定者,不得有服从。凡处一国主权之管辖者,皆同一阶级,而无不平等者。此立宪之定义也。” [5]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立宪主义的价值原理,体现出与专制政体截然对立的宪政思想。许多知识分子还广泛宣传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摒弃专制社会的臣民观念,倡导具有立宪精神的国民观念。1905年,汪兆铭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写道:“国民云者,法学上之用语也。自事实论以言,则国民者构成国家之分子也。盖国家者团体也,而国民为其团体之单位,故曰国家之构成分子。自法律论言,则国民者有国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个人的方面观之,则独立自由,无所服从;自其对于国家的方面观之,则以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此惟立宪国之国民惟然。专制国则其国民奴隶而已,以其无国法上之人格也。” [6]他认为,要推翻君权专制政治,必须建立国民主义。柳亚子则通过宣传契约论思想,呼吁重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一个部落里面,没有什么皇帝……从百姓中间,公举几个有德行有才干的人出来,教他代全体办事。一面又由百姓公意,立了几条法律,凡是照法律做事的人,大家保护他;不照法律做事的人,大家惩罚他。有了办事人,有了法律,就渐渐儿成功一个国家了。国家既经如此成功,所以叫做‘民约’,就是大家立了契约,互相遵守的意思。” [7]国民观念的宣扬形成去“臣民化”的思想潮流,权利和自由思想的受到更广泛的认同。

二是口头传授。其时,回国留学生多数集中于教育界,尤其是高等学校。一些大学也开始设置哲学系,延聘归国留学生讲授西方哲学思想。这种口授式的输入,对国内知识分子的影响往往比译书办刊来得更快。

3.关于干涉权。蔡锷一方面认为,一个国家有不受他国之干涉而得以处理内外一切政务的权利,国家之间有互尊其主权之义务,但另一方面也认为,在义务与权力相冲突、义利难以并立之时,只要理由充足,也有不得不舍此而取彼,为伸己国之权利而进行干涉,侵他国自主权的情况。蔡锷列出了以下四种有理的干涉情形:一是为维护自卫权而进行干涉。当甲国的行为危及乙国的国权,“至不得不与之抗”之时,乙国则可以自卫的名义起而加以干涉,以维护国家之间的所谓“均势”。二是为抵抗他国不义而进行干涉,即“干涉无理之干涉”。这里又分以下几种情况:如果一国冒天下不韪而故犯国际公法至关系重大,其他国家“则可与他国连合以抑止之,或挺身独出以威吓之,务使其归于不成而后已”;如果一国滥恃威力而干涉他国内政,侵他国之自主权,第三国也可进行干涉,使被干涉之国恢复其自主权;如果一国君主残暴不仁,导致内乱蜂起、互相杀戮、民不聊生,他国为抑暴救弱、保全人道,可进行干涉。但这种情况需严格界限,以防强国假借名义,干涉他国内政。三是为践约而进行干涉。如果甲国与乙国订有条约,由甲国保持乙国之王室或其政体,而第三国侵击乙国,则甲国有权执条约而进行干涉,以保全乙国不受侵犯。四是出于友谊和维护公义而进行干涉。若一国有内乱,其政府和其叛党皆求他国进行干涉,则“他国亦可应之”。这虽然有悖于国际公法中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但由于世界尚未达文明之域,发生这种情况“亦无怪焉已”。面对以上错综复杂的有理干涉,如何判断?蔡锷又总结了三条原则:“一、干涉他国之内政或干涉他国外交上之政略,皆系侵人国家之独立权,然执二者以相比较,则前者较重,后者较轻。故干涉他国之内政,必须持莫大之理由。二、诸强联合而干涉,则较一国独行之干涉为公正不偏……。三、二三邦国一时同盟,各为私私而干涉他邦者有之。当是时,则迥非第二条之比矣。故其干涉之理由,亦须执之有故,言之有理。”

  

三是邀请他们在国外的宗师来华讲学。如胡适、蒋梦麟等一批留美学生集资邀请其外国宗师杜威来华讲学。胡适亲自担任翻译。在五四前后来华的还有英国哲学家罗素。当时罗素在国际上的声望不在杜威之下,但他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远不如杜威大。杜威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胡适等一批曾经留学美国的中国传人的宣扬弘扬。

4.关于平等权。蔡锷认为,世界上一切独立之国,“不问大小强弱,皆共立同等之地位,共享同等之权利,共负同等之义务”,“国际法内之权利,大国所能有之者,小国亦得而有之;小国之所无者,大国亦无之也。是殆一国以内之人民,不问贫富贵贱,皆不跳出国家法律之范围以外耳。谓视国之强弱而定其权利义务之多寡,宁有是理乎?”

  (二)知识分子的立宪主张与统治者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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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管辖权。蔡锷认为,一个国家对境内的一切人、事、物有权行使管辖。他指出:“凡独立国,有制定宪法、民法、商法、刑法之权,有使其臣民遵奉国法之权,即其臣民族居他国,然国民之义务不可废也”,“邦国于领内所有人民及种种事业,皆有监督而节制之之权。不仅本国人民已也,即他国人民与夫所为之事业,亦莫不有监督而节制之之权焉。施行该权之期限,以外国人民入领内之始,出领内之日终此权也。苟系独立国,则必能系有之”。但同时,他也认识到,由于受国际法的限制,一个国家对于境内的外国人,虽有管辖之权,但与对本国人民的管辖有所不同,还须尊重他国对其人民的管辖权。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以本国人民所享之特别权悉与外国人,这样一来,外国人也就不必尽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所以也就不能象管辖本国人那样去管辖外国人。如果外国人在境内“紊其风俗、防其秩序,则断然拒绝之,使不入境或入境而命其却走可也”。

  

留学生作为西方新思潮的载体和传播者,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虽然未曾提出重大原创的改革见解,但他们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倡导发扬,或吸收外来,融会固有,或辗转传习,相互启发,对国内知识界影响甚大。

6.关于财产处置权。蔡锷认为,“邦国财产,以正得之,则可以正守之,其利益有享用之权,其挥使有自由之权,亦如私人之有私产无异也”。他还指出,国家财产包括土地和非土地两种。其中土地分为国家领内的土地及其河湖、沿海水带及海峡江湾、沿海之岛屿洲渚等三类,非土地财产即建筑物船舶等。一个主权国家对于这些财产可任意处分,但若要割让土地给他国,则须经人民同意,以“上足以制君主之专横,下足抑卖国贼之奸猾”。

  法治话语的宣扬、宪法学知识的传播,促使订立宪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而发生于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加快了立宪进程。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成为新兴的立宪国家,沙俄则是老牌专制帝国,“蕞尔岛国”日本战胜庞大的沙皇俄国,鼓舞了中国人的立宪希望。“吾国立宪之主因,发生于外界者,为日俄战争;其发生于内部者,则革命论之流行,亦其有力者也。” [8]

近代留学生向西方搬取的思想武器,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结束了儒家独尊的局面,形成古今中外各种学说流派多元并存的状况;而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特别是逻辑分析等方法的引进,则给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性文化的格局中发展自身,认识自身。

7.关于决定互市权。蔡锷认为,“邦国闭关自守,谢绝万国之交通,此邦国应有之权利。”因为一个国家有独立自主之权,自可窥己国之利害得失而定国是,可设相当之限制,杜外人之侵进,以为保护本国利益,例如设移住规则限制外人登陆,严关税章程防遏商品输入,等等。所以,一个国家与他国互市与否是其自主权的体现,他国不得进行干涉,强迫与其互市交通。为此,他对欧美列强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商埠的行为提出批评。但蔡锷又认为:“实际上观之,方今遵奉公法之诸国,其利害得失之相关联颇为繁密,故交谊万难一刀两断。虽可稍设限制以伸缩交通之范围,然不得纯然以拒绝交通之权,而行绝市之实也。是以邦国除战时以外,毕竟无绝市之时。苟忽然出闭关绝市之举,不顾侵害他国已得之权利,则是违背公法而已矣。”

  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对于立宪抱有极高的期望,认为:“在野蛮专制之国,人民之生活也,幸福也,权利也,其程度必浅;在文明立宪之国,人民之生活也,幸福也,自由也,权利也,其程度必高。是则人之所以奔走竞争角逐劳动而困苦者,直接则曰谋生活、谋幸福、谋自由、谋权利,间接则曰要求立宪可也。宪法哉,诚利益人民之生佛哉。” [9]他们希望“于立宪之下,合汉满蒙诸民族皆有政治之权,建设东方一大民族之国家,以谋竞存于全地球列强之间” [10]。有人还从建立责任政府的角度论证了开设国会的必要性:“今日中国救亡之道,首在改革政体。斯说也,固已成为今日舆论之势力,而为吾一般国民所引为己责者矣。顾欲谋政体之改革也,不可不从根本上着手。根本解决,则枝节问题,即迎刃而解。不然,国家行政,百度万机,徒惟是补苴罅漏,不将治丝而棼之也乎?夫所谓根本上之着手者,何也?亦曰使政府之负责任焉耳。而责任政府之所以能产生者,实由有民选议院之故。故吾人所宜奔走呼号,与吾国民相将致力者,惟在开设国会而已。” [11]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由Meeloun整理发布,侵删)

8.关于治外法权。蔡锷指出,“在古昔之使臣,其所享之特权,广漠无际,有审问从者之权。使署乘车之内,罪人既逃入其中,则地方官吏不得而逮捕之,此其最著者也。且有时使臣之权力,不但可施行于使署以内,即使署之外亦往往施及之。故常养兵蓄卒,以为保护特权之用,偶有侵犯之者,直惩办之不遗余地。甚至有主张使臣所负之债,可不必偿而却之者。……迨世运日趋文明,种种特权渐至缩小。”那么,驻外使臣及其家属、随从等在驻在国有哪些特权呢?蔡锷认为主要有以下六条:“一、不受刑事上之管辖权。二、不受民事上之管辖权。三、使臣家属及随员之特权。四、使署之特权。五、使臣所有品之特权。六、使臣于第三国可受之特权。”

  在这种背景之下,清政府试图立宪变法以图存,并选择日本作为主要效仿对象。1906年1月16日,清政府首次派大臣赴日考察宪政。根据日本政府的安排,曾参加明治宪法制定过程的伊藤博文、金子坚太郎以及著名宪法学家穗积八束等承担授课任务。据记载,金子坚太郎详细介绍了明治宪法制定的具体过程,特别强调了日本的经验,他指出:日本宪法虽然借鉴了欧洲的经验,但比欧洲宪法更为优越:一是设定宪政预备期,弥补了欧洲宪法的缺陷,以获得较充足的研究时间;二是以日本历史上的风俗习惯为基础,合理考量欧洲政治,尽可能吸收合理之处;三是宪法在政府主导下制定的,政府只提出基本原则和框架,没有干预具体内容的安排。 [12]穗积教授分12次系统地讲授了日本宪法,题目分别是:立宪政体、宪法、君位以及君主的大权、臣民的权利、国会制度以及贵族院的组织、众议院的组织、帝国议会的权限、国务大臣以及枢密顾问、法律与命令、预算、法权与地方制度以及中央行政各省。

素材来源:《神州学人》2019年第5期“百年青春接力·五四运动100周年专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介绍以上国际公法基本法则的同时,蔡锷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对西方列强侵犯东方各国主权的荒谬之举进行了抨击。他强烈抗议西方列强借口宗教问题,侵犯东方各国主权:“欧西诸国,因宗教而干涉人国之事,层见叠出。……宗教干涉,多施之于弱国及稍野蛮之国,如土耳其,如中国,教案叠见,而干涉随之以至,终至赔款、割地而后已。然欧美诸人民,以宗教心之深重,多谓宗教干涉为非常之义举,既惩罚过当,亦无有讶之者。吁!不可不谓妄也。”他强烈谴责西方列强以所谓“异教”、“ 野蛮”为由任意侵略他国:“野蛮居住之所,或无主之大陆,他国入而据之,是为占领地。在昔欧洲诸国,不问其为文野,苟奉异教,即占领之,当时视为公理。……今日之国际法决不至允其若是之放恣矣。世界中可占领之地,唯野蛮居住之土,苟略存开化气象,虽奉异教,不得任意肆其野心也。”他坚决反对西方列强以损害东方各国利益为目的的“强迫交通”政策:“昔中国与日本等国坚执锁国政略,不与泰西诸国互市。其时强迫交通之问题,嚣起于欧美诸国之间。当日公法家之言曰:邦国苟闭关绝市,则该国已于国际法管辖以外,自不得受国际法之保护云云,是暗以强迫交通为是者也。而政治家中亦多抱是意,欧美诸国,遂致有率兵要盟之举焉。自今日观之,其结果之善否,姑置勿论,然其说之不当,所为之非义,不待识者而知其然矣。”他反对西方列强以宗教信仰作为加入国际公法团体的条件,认为其“惟以奉行耶稣教与否为标准则太僻矣”。与此同时,蔡锷还注意从国际法的角度,表达了对受列强侵略的东方各国人民奋起抗争,维护国家主权的希望。例如,在解释“历年地”的概念时,蔡锷举例说,波兰是“百五十年前轰轰烈烈之独立国,自二千三百二十三年(此为孔子降生以后之年,实为公元1772年——引者)以后,俄、普、奥三国合力瓜分之三次而国命永逝。三国吞并其土地,鱼肉其人民,不义之甚,无过于此矣。然而三国零分碎裂波兰以后,当时虽稍有微言,迨年淹日久,列国均无唱异议者,是确认三国之领有权无疑矣。虽然,如此上所述之权利,惟对于与国则有效,对于亡国之人民,则绝不然也。亡国人民叱咤奋起,举义复仇,以图恢复国土之举可耳,非尚所谓须认其历年久之权利也。”在这里,蔡锷希望受列强侵略的东方各国人民举义复仇,恢复自己的政治主权和领土主权。又如,在论及国境问题时,蔡锷有感于“中国则以国境而致争议失地之事尤多”的情况,详细介绍了国际法有关确定国界的原则,表达了希望中国按照国际法原则合理确定国界,以维护领土主权的愿望。再如,在论及旅东西人的特权时,蔡锷说:“泰西人民之旅居东方诸国者,概不受旅居国之审判权,此据条约而得之特权也。是等人民即身居异国,尚得优游于本国法律之下,盖亦有由来矣。东方诸国之法律习惯与西方绝殊,刑事之宽酷,判若天渊,故不欲以其人民之生命财产浪委诸东方诸国之下也。然东方诸国,苟能日新月异,一切法律习惯,皆可与泰西各国共臻盛轨,则前此所谓一种奇特之权利,西人可不获永享之矣。”蔡锷借此希望东方诸国进行刑法改革,以抵抗列强以治外法权侵犯其司法主权。

  为进一步借鉴日本制定宪法的经验,清政府于1907年组织第二次赴日宪政考察活动。此前,清政府把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确定以“编订宪法草案”为主要职能,从一般性的政治制度考察进入到具体宪法体制的设计。这次重点考察具体的宪法问题,日本政府指派曾直接参与明治宪法制定的伊东已代治具体接待,后者为考察团安排了穗积八束、有贺长雄、清水澄等学者讲解宪法学知识。 [13]日本学者的讲课基本围绕日本宪法史、比较宪法、议院法、司法和行政等问题展开,并结合清朝当时的一些法律制度,采取讨论式的方式进行授课,便于考察者理解宪政原理和实践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国际法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初期,由于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国际法中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因而也形成了一些进步的原则和规则,如国家主权原则、民族自决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条约不可违反原则、公海自由原则以及禁止贩卖奴隶规则等。但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国际法中的一些进步原则和规则已名存实亡。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需要,国际法中逐步确立了一些适应帝国主义列强对外侵略和掠夺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如所谓的合法干涉、势力范围、和平封锁、领事裁判制度、不平等条约制度等。这些反动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任意侵略弱小国家的“合法”依据。而且,当时整个国际法体系以及它的原则和规则,被认为主要只适用在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这些西方国家被称为“文明”或“基督教”国家,而中国则不被认为是“文明”国家。因此,清朝对外关系所适用的规则主要是不平等条约制度。由于缺乏科学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蔡锷的国际法思想也因此受到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在论述国家自卫权时,蔡锷接受了当时国际法中所谓的“国家自主权不得越条约之限制”的观点,认为条约一经签订,不论平等与否,签约国都有遵守的义务,甚至认为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北京条约》,是“国家之独立权,不过仅受一时之限制而已”。又如,在论及国家自卫权时,蔡锷接受了当时的观点,也认为1807年英国为抵抗法国入侵,以自卫为名,强行夺取丹麦舰队和1838年英国因美国“加罗林”号船向英国殖民地加拿大的叛军运送武器弹药,而派军队越过美国国境将该船焚毁的行为均为出于自卫的需要。

  出于维护统治利益的需要,清政府重点吸收了日本的宪法理论和制度体系,在态度上是比较主动的。相对来说,立宪派在预备立宪中的影响力是比较有限,因为当时主张立宪的政治家和学者或通过在日本学习,或通过访问考察而直接受了日本“正统宪法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日本明治宪法的基本精神对早期中国宪法理论和立宪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的看来,在列强入侵的背景下,蔡锷积极研习和介绍国际公法,目的是希图以国际公法作为保全中国利益,克服外交困境,挽救国家危机的手段,这反映了他努力探求救国图存途径的爱国思想。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二章“留学日本”)

  (三)革命派对清政府立宪活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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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宪政考察活动对宪法学知识的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虽然清政府师法日本,二者在立宪的起点和目的上却截然不同。日本之所以以宪法为根据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国家的富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力求依照宪法治理国家.而清政府则主要是基于维护权力的需要,以维护专制统治为前提的。如此工具主义理念下的宪法何以形成制约权力的力量?何以形成权力受限的立宪政体?

  最初,清政府希望通过立宪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在整个清末立宪中制定宪法并没有作为国家追求的价值目标,只是成为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或工具,这一点正好说明引自日本的立宪主义一开始就缺乏完整的价值内涵,实际上成为工具主义的规范体系。” [14]在革命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清政府最关心是怎样维护皇族的统治地位,以订立宪法的形式确定臣民的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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