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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将军萧克的生死之旅,胜林冲十倍

文章作者:军史 上传时间:2019-06-14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13年6月27日第6版,作者:何学军,原题:《李达将军参谋长生涯的初期阶段》

萧克将军,1908年出生于湖南嘉禾。16岁参加国民革命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目前唯一在世的红军高级将领;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先遣长征浴血甘溪 1932年10月,萧克调任红八军军长,到达井冈山下的永新县高桥。 萧克任红八军军长时刚刚24岁,但已是战场数年,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第四次围剿,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变过去长驱直入的战法为步步为营的堡垒战。即使在此种情况下,萧克依然成功地指挥了官田战斗、于田墟战斗、梅花山战斗、沙市战斗等十数次战斗。1933年6月,湘赣红八军改为红十七师,萧克任师长。秋,敌人开始了对湘赣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整个中央苏区全面失利,形势越来越显得严重。1934年7月23日,已由湘赣红十七师、十八师以及十六师合编而成的红六军团接中央军委命令,退出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进发。此行目的,萧克以后从任弼时和周恩来的谈话中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在中央红军不得已撤离江西根据地之前,需要派出两支部队进行探路和引敌的任务。红六军团便是其中之一。红六军团的任务是穿越贵州,到湖南中部寻求与贺龙的红三军联络,并建立新的根据地。今天看来,他们无疑担当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 8月7日,红六军团全部9758人于下午3时由江西遂川横石悄然出发,踏上西征之途。4日4战,连续突破国民党围剿军4道封锁线,进至湖南桂东寨前圩。12日,在此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宣布编制序列及领导任命。萧克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军团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10月1日,辗转数战的红六军团突入贵州,在施秉、黄平间击破国民党黔军的防堵,强渡大沙河。袭占旧州。 当时黔敌与湘、桂两敌相比较,黔敌是薄弱的。我军为争取红二、六军团早日会师,以甘溪、施秉、余庆一线为前线阵地,逐步向石阡、印江方向推进。红六军团是中央红军之前担负着开路任务的。当时的国民党很清楚,红六军团一旦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无疑于如虎添翼。蒋介石尽一切可能调动各方面的军队对付红六军团,前堵后截,空中轰炸,两面夹击。进入贵州,萧克手上连一张能够指挥行军作战的军用地图都没有。面对延绵无尽的大山和陌生的道路以及敌军无休无止的追击,红六军团只能夜行晓宿,绕开大路走小路,甚至走完全没有路的高山密林。马匹和重装备几乎丢光了,而供给又严重不足。红二、六军团之间的距离越近,敌人的包围堵截就越是疯狂。所以,红六军团进到贵州石阡地区的时候,也是战斗最激烈残酷的时候。 1934年10月4日,红六军团到达乌江边的猴场,接到中央军委电报:桂敌现向南开动,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 遵照军委命令,萧克率部从猴场掉头向东北前进,准备经石阡到江口,与在黔东的贺龙二军团会合。然而在事实上,这时的桂敌不仅没有向南开,而且和湘敌一起,按照三省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正星夜向石阡调动。 一条小河蜿蜒流向古老的石阡县城,沿着小河还有一条石板铺成的大路也通往县城。红六军团决定先走一段石板路,在不到石阡城的地方跨过那条小河,然后爬上山,绕过县城。由于是夜间行军,部队在前进的方向摆上了路标。军团政治部保卫局局长吴德峰是近视眼。他本来有一匹马,但当时他爱人戚元德怀孕,吴德峰就让她骑在马上,自己拉着马尾巴走。过了河他们没有看见路标,就一直朝石阡县城走了下去。上山以后大家发现吴局长不见了,赶快去追,才拉住马头把他们拽了回来。 7日凌晨,红六军团先头部队进至石阡县东南的甘溪。 此前一天,湘敌李觉率6个团抵达石阡县城;桂敌廖磊由大地方入坪山一线;黔敌王家烈部在石阡边境紫荆关、龙溪等地进行围堵。一条预置的网悄然拉开。甘溪犹如一个四面环山的井底。这是一扇随时可能被杀戮之手关闭的门。 上午10时,红军前卫营到达甘溪镇东街头,到后便开始分配各部宿营地。后勤在街上埋锅做饭,部队准备休息。这时发现几个人牵着狗沿大路向镇子里走来。红军迅速采取行动将这几个人挟持到碾房中。经审问,得知遭遇桂敌主力。廖磊所率十九师的前哨已至甘溪东北。 霎时战斗打响。敌人不断涌来。一个骑在马上的指挥官被一枪击毙。但如蜂而来的敌兵很快爬满了甘溪周围的山头和高地。我军只能就地展开,利用房屋树木甚至桌椅板凳作为临时阵地。枪弹如蝗。源源赶来增援的敌兵不断如蚁。被围困的红军左冲右突,血浸大地。 部队被截为三节,首尾不能相顾。军团参谋长李达带一部分拼死外突,终于撕开一个缺口向不知方向的地方而去。这支部队在深山中转悠数天之后,竟奇迹般找到了梵静山下的贺龙。李达并不认识贺龙。 但双方部队在一番观望之后,李达就着膝盖写了一封信派人送过去,贺龙便来了。贺龙听说六军团的处境后,二话没说,立即派部队去接应。这给李达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而当时的军团长萧克仍指挥部队处于激战中。防守在东街的红五十一团部队,殊死拼杀。负伤的战士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战至约天黑时分。红六军团主力部队在政委王震带领下,从山间小路向外转移。大部人马欲趁敌无法看见时从山腰一条废弃的笕槽通过,不料笕槽承受过多的人时突然断裂。响声引发对面山坡的枪声,于是桂军开始在黑暗中疯狂扫射。数百名红军官兵在此牺牲。 万分危急之中,萧克找到一位猎户带路。这位名叫刘光荣的猎人知道一条狭窄的山道,20多年前还有人马通行,如今已是梢林没顶。队伍在黑暗中潜行。看不见路,后面的人拉着前面人的肩膀走。天下起了蒙蒙细雨,不见星月。只有粗重的喘息声和不时跌倒者枪托磕地的沉闷响声。远近的山头上都是敌人。那一刻萧克处于高度的紧张和精神极度亢奋之中。多少次生死决战,枪林弹雨,他惯于打冲锋,几乎总是向着敌人冲杀,还从没像今天这样被敌人团团围困。个人安危可以置之度外,但他是一支独立行动的军队最高指挥官,全军成败系于一身。 红六军团在甘溪战斗中被截为数段。湘、桂、黔3省敌军以24个团的兵力将这支远道而来的部队死死围住。为保存有生力量,军团决定分散游击,以便寻机突破围堵,通过石镇大道,与红二军团会合。萧克、王震、任弼时等军团领导人于10月10日在镇远、施秉的途中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告甘溪战斗的经过和不利处境,建议12日后由萧克、任弼时率十七师,王震率十八师,分两路纵队,以灵活的游击方式行动。自此开始在崇山峻岭中与敌连日周旋。 红五十二团由十八师师长龙云率领,担负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经过一昼夜苦战,使主力得以南撤。第二夜,红五十二团决定向主力撤走的方向突围。不料部队正集中作撤离动员时,突然又被包围。复又苦战。找到一位向导带路,谁知这个乡公所的文书带着五十二团在大山中转悠了一天,最后竟爬上了三面临河一面绝壁的绝地困牛山,钻入了湘桂黔敌军的包围圈。

今年4月11日是王震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王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懈奋斗60多年,立下卓著功勋,深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贺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走遍大江南北,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在重庆这片火热的土地上,也留下了他纵横驰骋、运筹帷幄的足迹。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有过这样一位传奇将军。他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抗战,参加过解放战争,还参加了抗美援朝;他几乎在我建军史上的各个战争时期,都在出任参谋长一职,累计任职时间更是长达40年之久;他曾经辅佐过五位共和国元帅,是中国建军史上辅佐元帅最多的参谋长;他足智多谋,战功显赫,有着超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领导才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屡建功勋。他就是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李达。

1932年8月,李达出任湘赣苏区红八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这是李达在人民军队中的第一个参谋长职务。王震对李达的评价很高,曾幽默地说过:“‘李’者,十八子也,点子多也;‘达’者,兼济天下也,将才之谓也!”9月,由王震、甘泗淇介绍,李达光荣地成为中共党员。同年11月,他升任湘赣苏区红八军参谋长,负责起湘赣革命根据地这一独立战略区域的军事运筹工作,成为军长萧克的得力助手。萧克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他配合我抓正规训练。

一、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为英勇善战的“革命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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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将军萧克的生死之旅,胜林冲十倍。李达出生于1905年,陜西眉县人。李达之所以能够长期担任参谋长要职,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科班出身,胸有谋略。李达早年毕业于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后在冯玉祥的26军团任过排长、连长、参谋官等职,长于军事战术,素质过硬;二是做事干练,预判准确。能够料敌在先,这在歼灭石友三部的战斗中可见一斑;三是素质过硬,记忆力惊人。邓小平称他为“活地图”;四是甘居人次,心胸宽广。作为参谋助手,与上级和同志们处好关系,尽职不越位很关键。李达被认为是中国建军史上最好的参谋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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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将军萧克的生死之旅,胜林冲十倍。王震同志1908年4月11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北盛仓乡马跪桥村一个佃户家庭。少年时代,有感于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公,萌发反抗压迫的思想。1922年到长沙从军,后当铁路工人,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他积极投身工人运动,曾任工人纠察队队长、粤汉铁路工会长沙段职工分会执行委员等职。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渝东南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贺龙原名文常,字云卿,1896年3月22日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贺龙从小习武,以爱打抱不平闻名乡里。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贺龙于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曾三次被捕入狱。1917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几经起伏,拉起一支队伍。 1922年春,四川出现南北两军严重对峙的局面。6月,贺龙奉命率部援川,驻川东酉阳龙潭。7月,率部沿乌江而下,经彭水,攻占川东重镇涪陵,贺龙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后主动撤离涪陵,移防彭水。在彭水,贺龙军纪严明,执法如山,动员并带头捐款修建断矶桥,倡办女子学堂。驻防彭水期间,贺龙得知粤军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到上海避难的消息后,立即派人携书信到上海晋见孙中山,表示竭尽全力支持其革命事业。身处困境的孙中山极为感动,亲笔复函,对贺龙大加赞赏。 1923年春,贺龙奉命重返涪陵,彭水人民夹道送别,并赠两面锦缎彩旗,上绣“经文纬武”和“俎豆诗书”八个大字,还在其驻地郁山镇刻了一块“德媲宗韩”的德政碑,以彰其功。贺龙重返涪陵后,为加强防务工作,曾转战丰都、忠县、武隆等地。在丰都,贺龙救出了遭川军扣押的知县刘愿庵(后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中共“六大”候补中央委员等)。为纪念贺龙扶正祛邪、除暴安良的功绩,丰都人民在鹿鸣山腰修建了一座“贺龙阁”。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先后发表了《讨贼宣言》和《北伐宣言》。贺龙坚决拥护孙中山的北伐主张,率部向湘西进兵,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且装备精良。1925年2月,熊克武报孙中山批准贺龙部为建国川军第一师,任命其为中将师长。然而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湖南军阀赵恒惕投靠了北洋政府,并通令驱逐湖南的川军。为保存实力,贺龙主动撤离湘西,经秀山到达铜仁。 1926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北伐。贺龙闻讯后立即响应,率部向湖南进军。7月,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在第一次北伐战争中,贺龙部队战功赫赫,受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指挥部的通电嘉奖。1927年2月,贺龙率部移防武汉,队伍被缩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独立第十五师又立下了赫赫战功,并于6月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革命转入低潮,贺龙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于7月26日率领二十军到达南昌,任南昌起义军总指挥。8月1日南昌起义胜利后,贺龙主动率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在南下途中,贺龙经谭平山、周逸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敌人优势兵力的围剿,贺龙率起义军突出重围后,乘渔船去了香港。 转战湘鄂川黔 1927年11月上旬,贺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由香港到达上海。他希望回到湘西组建革命武装,得到中央的同意。1928年初,贺龙经武汉回到湘西,领导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1930年7月,贺龙率红四军到湖北洪湖地区与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成立由贺龙任总指挥的红二军团,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1932年1月,关向应受中央委派出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三军政委等职。此后,在贺龙、关向应密切合作和领导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红军主力及根据地武装发展到3万人以上。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等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红三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到重大损失,被迫于10月上旬退出洪湖苏区。12月15日,红三军由湖北竹溪县进入巫溪县白鹿地区。19日,红三军越过巫溪、巫山边界的关口山,击溃了巫山团练两个中队的堵截,进入巫山县大昌镇,开展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把打土豪没收来的财物分给了镇上的穷苦群众。红军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大昌镇人民也主动帮红军运送枪械、护送红军伤病员、为红军带路等。20日,红三军向湖北巴东方面前行,22日强渡长江后,攻克巴东城,并于24日回到鄂西根据地,从而结束了此次历时50多天、行程7000余里的大转移。 1933年7月2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烧巴岩会议后,夏曦率湘鄂西中央分局机关和红七师留守鹤峰苏区,贺龙和关向应则率领军部和红九师到鄂川边开辟新苏区。但夏曦并未贯彻烧巴岩会议有关“巩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精神,在敌军逼近鹤峰时仓促撤退,丢失了根据地,致使红三军再度失去依托。得知消息后,贺龙即提出红三军挺进渝东南,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得到关向应支持。贺龙相继派出几批侦察人员,分道潜入渝东南地区,侦察地形,绘制地图,探听敌情,并开展对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五师师长杨其昌以及黔江“联英会”、“神兵”的统战工作。11月7日,红三军开进到石柱县境内的冷水、栗子坝活动。 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大村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根据地,赞同贺龙向渝东南的酉、秀、黔、彭地区发展,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主张,并制定了首先占领黔江的军事部署。12月22日,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从湖北咸丰向黔江进发,次日攻占黔江县城。红三军入城后,一面派出小分队继续扫荡逃散之敌,一面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及红军的性质任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粉碎了敌人的谣言,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红三军的严明纪律深得黔江广大群众的爱戴,他们也尽力支持红军,如主动为红军部队带路、协同红军捕捉敌兵、帮助红军抬伤病员、冒着炮火给红军送饭等等。

初任参谋长

比如做工事,游击队是不大注意的,部队连工具都没有。李达规定每个班要装备几把小圆锹,亲自示范,部队很快掌握了做工事的技术和阵地防御的基本战术。经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和训练,部队的军事技术素养提高了,战斗力也相应地加强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王震同志毅然投身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辗转长沙、武汉等地,坚持从事工人运动、地下交通和兵运工作。1929年,他参加湘赣革命根据地创建工作,先后任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师党委书记,红八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军长,中共湘赣省委委员、省军区代理司令员。在根据地斗争中,他作战英勇、冲锋在前,率领部队有力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曾荣获三等红星奖章。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纠正肃反扩大化的指示和粉碎敌人“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尽力保护同志,抵制“左”倾军事路线的影响。1933年5月,在九渡冲战斗中,他带领战士直插敌人阵地后方山崖,一举抢占高地,出其不意,消灭守敌。此役红八军共歼敌500多人,俘敌千余人,被中革军委称赞是“湘赣省的空前胜利,是在河西战线上严厉地打击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配合了中央红军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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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后,26军团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李达任74旅旅部副官,奉命进剿中央苏区,1931年12月该军发动宁都起义投诚,为中国工农红军输入了新鲜血液。李达在起义中曾负责接运粮饷,为起义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加入红军后的李达在湘东独立第一师担任参谋长,从此开始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参谋长生涯。在参加湘赣苏区反“围剿”,参与创建湘鄂川黔苏区中,多次立功,获得二等红星奖章一枚。1932年11月,湘东独立第1师在江西永新划入红8军序列,李达任军参谋长,同年在王震、甘泗淇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6月,红8军被改编为红军第17师,并入红6军团,任弼时任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军团长,李达任参谋长。1935年11月,李达随红6军团由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

1933年5月,为打破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李达在江西境内参与指挥了茶陵县九渡冲战斗、莲花县棠市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的不凡战绩。茶陵县九渡冲战斗缴获重机枪22挺、步枪1000支以上,中央军委曾专门致贺电嘉奖;莲花县棠市战斗俘敌600多人,缴获迫击炮2门、无线电台1部、步枪500多支、军服和军衬衣各10000多套,而我军仅仅伤亡45人。一时间,在战士们口中,“李参谋长”变成了“李参战长”。

1934年7月起,王震同志先后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在任弼时同志领导下,他与军团长萧克同志一道率部西征。红六军团在80多天里,疾行5000多里,历经千辛万苦,冲破敌人围追堵截,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同年10月,红六军团与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的红三军(不久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师后,王震同志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中央军委分会委员、代理军区司令员等职。他参与指挥十万坪战斗,歼敌3000余人,取得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第一个重大胜利。随后,他参与指挥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沉重打击敌人,有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为创建、发展和巩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

红军攻克黔江的胜利,极大地震慑了川东之敌。刘湘慌忙派其第五师向黔江反扑。12月29日,红三军放弃黔江县城,向湖北咸丰转移。 1934年1月3日,红三军攻下利川县城后,又兵分两路进入重庆境内。一路到万县柏杨游击,牵制拟调防石柱的川军李宗煌部;贺龙则率领红九师于1月8日从利川进入石柱。1月10日,红三军抵达石柱县城附近的沙谷乡猫圈坡,一面进行部队休整,一面组织发动群众,宣传红军土地政策,提出“穷人不还富人债,佃户不交地课”等口号,深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当年冬旱非常严重,接连40多天未下雨,石柱井水干涸,群众饮水遇到很大困难。贺龙得知情况后,派卫生员向群众宣传卫生饮水知识,并亲自带人寻找水源,很快挖出了一口水质清洁的井,解决了当地群众和红军的饮水困难。红军离开后,这口井长年不干,取水不尽,群众称之为“仙井”、“龙井”、“红军井”。 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的活动,使刘湘等四川军阀和当地土豪劣绅大为恐慌。1934年初,蒋介石由江西南昌行营电令刘湘主持“会剿”。3月,为粉碎敌军的“围剿”,贺龙与关向应主张红三军回师酉、秀、黔、彭,使鄂川边成为游击中心区域。4月初,红三军直属单位和红九师从湖北来凤县进入酉阳县,并经黔江往咸丰与红七师会合,随后向酉阳、黔江方向开进。5月8日红三军攻占彭水县城后,进至酉阳南腰界一线。贺龙、夏曦、关向应认为南腰界地处川黔边界,与秀山、松桃、沿河、德江、印江毗邻,战略地位比较重要,且境内层峦叠嶂,幅员宽广,人口较多,粮食富足,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有利于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此,红三军以南腰界为大本营,积极进行开拓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1934年10月初,贺龙从敌人报纸上获悉,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已于8月离开中央苏区西征。他分析其可能是来和红三军会合的,随即率主力南下迎接,于10月15日在沿河县境内与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先遣队相遇。贺龙得知任弼时、萧克、王震还处在危难之中的消息后,立即与关向应、夏曦、李达商讨接应办法,决定夏曦带领黔东独立师在根据地留守,贺龙率部队朝梵净山方向南下接应。很快,贺龙部队于24日在印江县境内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会师,并在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大会。会后,红三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两军团统一行动,由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后经中革军委批准,成立了两军团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0月28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红六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吸引和牵制了蒋介石围堵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兵力,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出色地完成了中革军委交予的任务。 1935年2月至8月,贺龙、任弼时指挥红二、红六军团反“围剿”,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连获大捷,歼灭了整师整旅的敌人,粉碎了1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9月,不甘心的敌人又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他们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终于1936年7月1日胜利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贺龙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7月11日,贺龙率红二方面军由甘孜北上,于10月22日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1年的长征。 协助刘邓解放西南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提出,由贺龙率军经营川北,与二野协作解放四川、西康、贵州。因此,贺龙在担任西安军管会主任期间,就对入川进行了积极准备。他与彭德怀、习仲勋共同商讨了入川事宜,并从西北地区抽调了地方干部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在山西临汾集训,以作为南下的骨干;又从晋绥分局、军区抽调一些四川籍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老百姓,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为进军作准备。7月16日,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主力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2月到达重庆地区;贺龙率10万人入成都。由刘、邓、贺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9月上旬,贺龙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10月初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研究进军西南问题。会上,贺龙从全局出发,决定不带自己熟悉的一野主力,而带华北的十八兵团入川。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成立西南军区,贺龙和邓小平分任司令员和政委。 10月18日,毛泽东向贺龙下达了由陕入川的命令。下旬,贺龙到临汾检查南下干部的入川准备工作,听取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的情况汇报后,于11月6日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局合并前,由陕入川的部队和人员,应有一个党组织和指挥机构实施领导。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贺龙任主任的川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工作,还组成了西南军区前线指挥所。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对西南之敌实施大迂回、大包围,先南后北、先慢后快的方针,为了不让胡宗南部队很快南逃,贺龙命令于8月底发起秦岭战役的第十八兵团、第七军等部,佯攻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但“攻而不破”,从而造成解放军主力由陕入川的假象,达到把胡宗南主力抑留在秦岭地区的目的。 11月1日,刘邓大军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约500公里地段上对国民党军实施多路进攻。蒋介石急令胡宗南从秦岭、大巴山一线南撤。为此,贺龙于11月30日命令北线部队跟踪追击,为防敌人在刘邓大军完成大包围前过快南逃,故意“追而不迫,突而不破”,只与敌人保持接触。 12月9日,川康地区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云南的卢汉宣布起义。随后,刘邓大军完成了大包围,四川境内的残敌逃往康、滇的道路已被堵住,贺龙即命令各部队迅速入川,穷追猛打,于12月下旬与刘邓大军将敌人合围于成都地区。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第七、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第二十兵团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宣布投诚,27日,成都解放。30日,贺龙等率十八兵团一部在成都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两次辅佐贺龙元帅

1933年5月,为加强对湘赣苏区的领导,党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担任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同年6月,任弼时传达中央军委命令,湘赣苏区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17师,萧克、李达分别出任师长、师参谋长。7月9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于当年“八一”建军节时颁发红星奖章,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根据现有资料记载,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有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罗炳辉、陈伯钧、李达、李聚奎、滕代远、彭绍辉等34人。

1935年11月,为摆脱国民党军重兵“围剿”,红二、红六军团主动转移,开始长征。1936年7月初,在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不久,根据中央指示,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王震同志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一道坚决反对和抵制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行径,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他下令焚毁张国焘授意下发的鼓吹分裂党和红军的图书和宣传资料,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对党中央的忠诚,成为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一段佳话。同年10月,他随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胜利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大会师。在烽火连天的红军岁月中,王震同志政治坚定、有勇有谋、不惧牺牲,在军事指挥、政治工作等方面都作出突出贡献,是一名令敌人心惊胆寒的“革命猛将”。

贺龙是李达辅佐过的第一位共和国元帅,也是唯一先后辅佐过两次的元帅。第一次是在1936年7月,红6军团与红2军团、红32军组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开始与贺龙并肩战斗。同年10月,二方面军与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完成了长征。

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军委于是组织红六、红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8月12日,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在湖南桂东县正式成立,由任弼时任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其后,红六军团约9000人实行战略转移——西征湖南中西部,以大量调动敌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作为参谋长,李达既善于料敌,也长于临机,对司令部建设、军事技术培训和部队管理教育方面也有一套,使当时处于游击战争环境缺少训练的红六军团很快提高了整体军事素质。作为参谋长,他事无巨细,从起草电报、下达命令、部署战斗,到教练投弹、刺杀,甚至打电话、发通知等,都一一关注。其间,在李达的传、帮、带下,红六军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参谋人才,如继李达后出任红六军团参谋长的谭家述将军。

另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李达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贺龙任该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后来李达又兼任云南军区司令员,领导西南地区歼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中也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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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佐时间最长的元帅刘伯承

10月初,红六军团在贵州石阡县的甘溪镇突遇强敌。在敌军24个团的围攻下,红六军团先后被截为四段,减员2/3。面临险境,李达主张: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尽快找到在湘黔一带活动的贺龙部。他迅速集合所部组成特务团,继续和追击的强敌周旋达9天之久,直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在此前后,他命令所部电台时刻处于开机状态,想方设法地联系上了红六军团指挥部的电台。24日,他引导红三军找到了在绝境中苦撑的红六军团主力,两军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镇胜利会师。后来,任弼时提到:没有李达,红六军团生存不易,后来能成立红二方面军,李达居功至大。

1937年2月,西路军受到马步芳打击,西进受阻,请求中央支援,于是中央军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张浩任政委,左权任参谋长,后来由李达接替左权出任该军参谋长,从此开始了与刘伯承长达十几年的合作。援西军与敌人巧妙周旋,开展了大量营救救护西路军的工作。卢沟桥事变后,援西军编入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李达先任八路军129师参谋处处长、后升任师参谋长,师长是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徐向前也是李达辅佐过的第三位元帅。

10月底,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为加强两军联系,任弼时、李达分别调任红二军团政委、参谋长。同时决定,两军团在今后行动中互相呼应,“两军团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指挥”,形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因此,转任红二军团参谋长的李达事实上是两军团统一的参谋长。到职后,李达协助贺龙等制定了湘西攻势作战计划,并参与指挥两军团“八千健儿,挥戈东向”,先后取得了湖南永顺县龙家寨战斗、桃源县浯溪河战斗的胜利,为开辟湘鄂川黔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红二、红六军团的行动,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他急忙命令正在湘西南阻截、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第19师、16师、26师兼程北进,转而阻截、追击红二、红六军团,这在客观上使中央红军的压力相对减轻。

1945年8月,中央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1947年他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军大别山,成为解放战争的一个伟大转折。李达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记忆力惊人,地图上的山川河流要隘关口等等,全部了然于胸,还能象背书一样背出来,这作为参谋长是非常重要的,在多次行军转移中,李达都充当了向导作用。为此邓小平赞叹地说:“李达就是一幅活地图,他这一手了不起”。

1934年底,中共湘鄂川黔苏区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弼时担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贺龙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任弼时曾回忆说:由于我不是军事干部出身,所以必须要有在红二、红六军团都有影响的同志来帮助我。找谁呢?我想到了李达同志。他先后在红六、红二军团当过参谋长,和萧克、贺龙、王震都关系密切,所以他是我在军事上的参谋长,事实上是湘鄂川黔省军区参谋长。

陈毅元帅说:李达是个好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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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中央军委重建中原军区,刘伯承任司令,邓小平任政委,陈毅任副司令,李达任参谋长。陈毅也成为李达辅佐过的第四位元帅。李达做事干练,分析情报准确,起草预案详尽,贯彻意图及时,对此陈毅非常赏识李达,称其为“我们的好诸葛”,并电报中央,题目就叫:李达是个好参谋长。

在繁忙的战事之余,李达始终关注部队的指挥、参谋业务建设。在与红六军团会师前,红二军团师、团司令部十分简单,有的师司令部只有一名参谋长、一名作战文书、一个管理科长及几名副官,团司令部则只有团长和作战文书实际负责司令部工作,和“建设正规化红军”的要求相去甚远。在贺龙的支持下,他积极充实红二军团师、团司令部的作战、通信、侦察、管理各科,选准配齐各类参谋人员,并组织参谋人员集训,学习作战、侦察、使用地图等知识,使红二军团也很快拥有了强大的智囊团,涌现出王尚荣等杰出参谋精英。1935年1月,在湖南大庸县丁家溶村,李达又专门组织红二、红六军团各部队进行技、战术训练,抽调部分连、排级干部开办训练班,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和队列训练。为提高两军团的战术素养,他还叫参谋人员印发红六军团带出来的、刘伯承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下发各部队。上述举措,极大地提高了红二、红六军团的战斗力,贺龙曾高兴地说过: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你李达是八千红军的总教官。我看,不是林冲强过你十倍,是你强过他十倍。

中原军区部队参加攻克南阳、襄阳、郑州、开封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11月—1949年1月,与华东野战军一起,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华东和中原地区。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1949年4月,二野与三野、四野并肩发起了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随后又开赴西南作战。

1935年3月―10月,任弼时、贺龙、李达率领红二、红六军团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两军团总兵力也发展到21000多人。蒋介石调动130个团兵力随即卷土重来,向湘鄂川黔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同年11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主动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南下湘黔边,实行战略转移。期间,李达协助任、贺组织指挥了突破乌江战斗、将军山战斗、乌蒙山回旋战以及强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等重大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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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2日,任、贺所部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胜利会师。经过长期转战,红二、红六军团总兵力仍有14000多人。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以红二、红六军团及罗炳辉所部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10月,李达组织指挥部队抢占渭水,突破敌军堵截,在甘肃会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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