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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9金沙游艺场:1934年聂荣臻警告林彪,林彪第一

文章作者:军史 上传时间:201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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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万里,铁流滚滚。红军健儿最危险的敌人不是飞机、大炮和国民党军队,而是袭人于无形的瘴气、沼泽、草地和会师后来自同一阵营的冷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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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不愿总当乖巧的狐狸,渴望成为一只啸傲山林的百兽之王,提出离开陕北另辟天地,被堂兄阻止。

1932年2月,聂荣臻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林彪也同时接替朱德出任第一军团军团长。从此,聂荣臻开始与这位比自己小8岁的军团长一起领导红一军团转战南北。

本文摘自《新晚报》2009年6月16日第28版,作者:佚名,原题:聂荣臻与林彪三次激烈争吵

  聂荣臻把手枪顶上膛,随时准备应对暗处打来的黑枪。林彪垂涎于张国焘雄厚的兵力,和聂荣臻在草地大动肝火。

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扭转了被动局面,战事进行得比较顺利,似乎一切均如愿以偿。但林彪并不这么看。自从毛泽东在黎平会议后重返领导岗位以来,林彪一直干得很出色。他几乎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攻克了遵义。他出师昆明的大胆行动,回师金沙江的神奇速度,无不显示出他的才能。

  东征期间,一军团拒绝拨兵给徐海东。毛泽东愤怒地说:“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兵!”回师之后,调任林彪红军大学校长。

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当时,为了进行下一步的战斗准备,“筹款子”成了部队一项主要任务。部队入城后,有条不紊地进行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然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一天,聂荣臻在街上看到,几名红军战士正在抽打一些商人。一些人光着身子,身上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聂荣臻上前喝止,战士怯生生地说:“报告政委,这些老财不肯交款,军团长说……”

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当时,为了进行下一步的战斗准备,“筹款子”成了部队一项主要任务。一天,聂荣臻在街上看到,几名红军战士正在抽打一些商人。聂荣臻上前喝止,战士怯生生地说:“报告政委,这些老财不肯交款,军团长说……”

  在一、四方面军分离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将林彪推到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和党内斗争的最后方。对他的无限信任?还是对他有意识的保护?历史留下重重疑团。

但林彪的傲气也越来越足。还不到30岁,便成为能指挥大的战役、才华出众的将领,渐渐地,他有点锋芒毕露,盛气凌人了。长征路上他对毛泽东的指挥内心也越来越不满意。

  斯诺眼中最昂贵的军校和最富计谋的校长。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平均枪伤三处,他们的首级赏格总值二百万银元,解放后最低军衔为中将。

聂荣臻愤然找到林彪,说:“林彪同志,在红军里怎么能采取这种手段呢?这样,不仅得不到普通市民的同情,连工人、农民也不会拥护,政治影响很坏。”林彪突然反问:“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政委同志,没钱就不能打仗。”

聂荣臻愤然找到林彪,说:“林彪同志,在红军里怎么能采取这种手段呢?这样,不仅得不到普通市民的同情,连工人、农民也不会拥护,政治影响很坏。”林彪突然反问:“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政委同志,没钱就不能打仗。”

  林彪率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锋,在渡过大渡河后,绕道雅安,沿川西天全、芦山向北急行。翻越夹金山,夺取懋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是当时的战略总任务。

自遵义会议后,红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与敌人兜圈子,以图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林彪率一军团按照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不是渡河,就是爬山,险山恶水,接踵而来。林彪走在行军队伍里,都有点苦不堪言。

  一时疏漏酿成“出走风波”。毛泽东亲自做许世友的工作,使这位“反对者”变成了赤胆忠心的追随者。

“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筹的钱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聂荣臻严肃地说。林彪不再吭声,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有所收敛。部队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筹的钱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聂荣臻严肃地说。林彪不再吭声,在以后的工作中部队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天全、芦山一带,地理上属川西高原,山峰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还有遮天蔽日、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高寒刺骨的雪山。岷山、邛崃山两条蜿蜒伸展的山脉挡住了红军北去的道路。

身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毛泽东的爱将,林彪对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应该是理解的。当时28岁的林彪,虽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政治局的一些会议他是列席的。在他参加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的行军、战斗中,他知道部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也明白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他深感像这样无休止的行军,和敌人兜圈子,走弓背路,实在疲劳。同时这时从博古、李德手中接过印把子的毛泽东虽然挽救了红军、改变了以前被动挨打的局面,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他们未能和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未能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仍在转移中,离开遵义后,就失去了同他们的联系。下一步怎么办?人们在议论。

  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先后参加了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吴起镇、直罗镇战役,并取得辉煌战果。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了。为了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四渡赤水,巧出奇兵,调虎离山,巧渡金沙江。这种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但可以蒙蔽敌人,让敌人对我军捉摸不透,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了。为了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四渡赤水,巧出奇兵,调虎离山,巧渡金沙江。

  在大渡河以西,威胁红军的不再是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枪炮刺刀,而是风沙雪雹、沼泽和荒野;时刻将夺去红军战士生命的,是自然灾害和红军自身的体力状况。二郎山虽然只有三千四百三十七米高,但在翻越它时,由于体力消耗殆尽,许多红军战士把翻越二郎山称之为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之一。

使林彪感到不安的正是这些问题,他曾和一些指挥员讨论过这件事,其中包括他的同级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参加讨论的还有参谋长左权、保卫工作的负责人罗瑞卿和高级参谋朱瑞。

  尽管林彪和他在长征途中一样机智灵活,指挥若定,但他的情绪阴沉、性格阴鸷妨碍了毛泽东对他作更高的评价。相反,对于彭德怀的豁达乐观、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十分欣赏,并在举止言谈中不时表现出来。

林彪对这种高超的指挥艺术不理解,认为这是在走冤枉路,尽走“弓背”,不知走捷径。他还带头倡议搞了一股小小的风波。一天,林彪突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德怀同志,现在的领导不成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你出来指挥吧,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话音刚落,立即遭到彭德怀的严厉斥责。当时聂荣臻就在旁边。他针对林彪这种严重的反党倾向,警告林彪:“林彪同志,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用政委的名义下指令,部队可以不执行。”

林彪对这种高超的指挥艺术不理解,认为这是在走冤枉路,尽走“弓背”。一天,林彪突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德怀同志,现在的领导不成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你出来指挥吧,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话音刚落,立即遭到彭德怀的严厉斥责。当时聂荣臻就在旁边。他警告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用政委的名义下指令,部队可以不执行。”

  二郎山位于泸定、天全、荣经三县的交界处,北接夹金山,西连大雪山,据说是《西游记》中二郎神修炼成仙的地方,故得此名。当地一首小曲这样唱着:

林彪抱怨说,毛迫使部队走的是冤枉路。他把红军的路线比作一张弓,说部队是沿着弓背而不是弓弦行军,走的不是捷径。这样下去,部队的精力将消耗殆尽。毛泽东这样指挥不会成功。

  红军胜利开进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了一封这样的电报:

林彪不仅没有接受聂荣臻的严肃批评和劝告,而且还在几天之后,竟然给周恩来、王稼祥写信,要求毛泽东下台。

1935年,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凭借自己人多枪多,无理要挟中央。当年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根本不愿执行这次会议的决定。他企图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部队的团结,准备把聂荣臻和林彪调离一军团,聂荣臻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林彪到另外一个军去当军长。

  二郎山,高万丈,

聂荣臻不赞同林彪的意见,他说:“我们是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迂回行动,怎么可能突围?”

  山高路远坑深,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彭德怀、聂荣臻和林彪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对林彪的反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什么弓背路、弓弦路?乱弹琴。你林彪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聂荣臻得到信息后,告诫林彪,我们要注意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林彪突然板起脸来,说:“荣臻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搞宗派主义。”

  石头荒草遍山岗。

林彪一向固执,哪会听聂荣臻的话,他致信张闻天,提出更换前线指挥,在信中他说:近一两月来,部队走路太多,太疲劳,在云贵川边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冤枉路,是否换一个人指挥,改变一下这种情况,不然像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信中还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最好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前敌指挥最好由彭德怀负责……

  大军纵横驰骋。

1935年,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凭借自己人多枪多,无理要挟中央。当年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根本不愿执行这次会议的决定。他企图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部队的团结,准备把聂荣臻和林彪调离一军团,聂荣臻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林彪到另外一个军去当军长。

聂荣臻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

  羊肠小道难行走,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据聂荣臻回忆,彭德怀断然拒

  谁敢横刀立马,

聂荣臻得到信息后,告诫林彪,我们要注意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林彪突然板起脸来,说:“荣臻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搞宗派主义。”

一提到“路线”这根敏感的神经,林彪心头突地冒起一股无名火,他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聂荣臻紧握的拳头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桌上的一个盘子震落在地,摔得粉碎:“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摘自《人民政协报》)

  康藏交通被它挡。

  惟我彭大将军。

聂荣臻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

  1935年6月1日,林彪率红一军团前卫部队一师强攻二郎山险隘——飞越岭,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后续部队陆续到达二郎山地区,向抱桐岭前进。

  毛泽东能诗善词,他的诗词常被人们当作无上褒奖,传遍全军,在他麾下的林彪、彭德怀、黄公略三位著名战将中,有二位曾出现在他的诗扁中。彭德怀自不必说,对于黄公略,《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有“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之誉;《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更有“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的夸赞。

一提到“路线”这根敏感的神经,林彪心头突地冒起一股无名火,他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一方面军才有2万多,他有8万多。”聂荣臻紧握的拳头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桌上的一个盘子震落在地,摔得粉碎:“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阿江

  抱桐岭是一片原始森林,古木参天,青藤盘绕,腐草烂叶遍地,野猪毒蛇乱窜。6月初,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大雨滂沱,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瘴气在林中弥漫开来。就在这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中,许多战士无声无息地死去。以致一年后,当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还痛惜不已:“在那里,有一个军团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可对于自诩为“常胜将军”的林彪,毛泽东却未给他写下只字片语。林彪对此十分妒嫉和愠怒。

  林彪本人并没在二郎山逗留,他率一师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在芦山城外十几里处,一师又通过了一座铁索桥。不苟言笑、正经古板的军团长在这座铁索桥上出了一次洋相。

  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十一省到达陕北,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移到了大西北。这无疑使毛泽东十分自豪。由于长征的成功,他作为全党、全军领袖的地位也更加牢固。他满怀激情地歌颂了长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道:

  “”林彪对毛泽东给予长征的评价不以为然,他一直不认为长征是胜利之举,相反还把长征说成是“一场败仗后的溃逃”。部队开进陕北后没几天,林彪受直罗镇大捷鼓舞而高昂起来的情绪又黯淡、低沉下来。

  在离芦山城约十几里地的地方,我们过了一座铁索桥。这个铁索桥同泸定桥相比小得多,可是它却是我师进入川康地区以来第一次过铁索桥。由于大家都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人一踩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

  林彪当时的心情并不难理解。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陕北虽然地域如同信天游一样悠远辽阔,军事态势也较以前有利,但陕北的经济、文化如同那“兰花花”一样凄凉、落后、贫乏。映入林彪眼帘的,是寒风暴虐中的几座破窑洞,荒原上是一望无垠的黄色尘土。天是黄的,地也是黄的,林彪的心如同浇了一瓢凉水,寒透了。

  当时林彪和我师在一起行军。因为他是从泸定铁索桥走过来的,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是怎么走铁索桥的。不料他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整个身子就摇晃起来,差一点摔倒了。走在他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步。不晓得他是怎么过泸定铁索桥的。

  1935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夕,曾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藉此机会,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带领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后来还是生长在江边的同志说,走铁索桥如同在江中小船上行走一样,必须随着铁索的颤动迈步,才能走得开。果然部队陆续地过去了。

  林彪自己常说:“我有时候是虎,有时候是狐狸。”他深深意识到,在毛泽东的身边,他永远只能当一只乖巧的狐狸。这次,他渴望能够独闯天地,成为一只啸傲山林的百兽之王。为此,他在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林彪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红一军团到达芦山时,川军已弃城退到罗纯山一带。林彪决定由陈光率四团带电台先走,限令6月12日前到达懋功,刘亚楼率五团跟进,林彪、聂荣臻率军团部和红三军团彭雪枫师尾随其后。

  “林彪又摇晃起来了。”毛泽东目光敏锐,洞察一切。他看出了林彪的心思,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指出他同中央有分歧,并希望他及早改变主意。当时的战略态势是十分明显的,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而且陈诚在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了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上,专门用来对付红军。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部队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最终会危及陕北的安全。

  6月12日,林彪等率部行进至夹金山脚,接到陈光、杨成武发来的电报,得悉他们已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会师,三十军二十五师韩映山部已于8日攻占懋功。消息传来,全军欢腾。林彪、聂荣臻立即通过电台将喜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电令林彪“继续前进”。

  林彪南进的要求遭到毛泽东批评以后,他没有就此断绝念头。几天后,他又在一封电报里和毛泽东软磨硬争,仍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这次,毛泽东干脆没有理他。

  林彪率众从大硗碛方向攀登夹金山。夹金山海拔四千五百米左右,中午前后,天气骤变,先是大雾,然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下起鹅毛大雪,随风狂舞。聂荣臻开过刀的脚化脓了,躺在担架上。林彪低着头,闷声不吭地一步一步挪动着,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被风雪隔开了。

  得不到毛泽东首肯,林彪成天在军团部阴沉着脸,耷拉着头,乱发脾气。聂荣臻比林彪大好几岁,在黄埔军校和武汉军委分别担任过林彪的老师和上级,一身兼兄长、师长和政委三重关系。他劝林彪说:

  6月13日,聂荣臻翻过了夹金山,林彪却迟至14日才下来。这幸亏了忠心耿耿的警卫员,林彪才没倒下。由于身体虚弱、缺氧和高山反应,林彪在夹金山顶几次失去知觉,昏迷过去,警卫员们合力把他背下山。

  “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部队,只保有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出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维持下去吗?”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此刻,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呢?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

  林彪和聂荣臻共事六年来,争论不断。林彪从没赢过他,他总感觉聂荣臻以大自居,居高临下,说话不十分入耳。但他又无可奈何,因此发生争吵时,对聂荣臻的话总是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出。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聂荣臻见林彪脸色不好看,于是放慢语调,和言悦色地说: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你不要小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你别以为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

  欢迎张主席!

  聂荣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林彪根本没有听进去,但他也未再作争辩。对这些批评和劝告,他素来不屑一顾。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这是他多次重复过的一句引以为训的格言。林彪在谈论战争和指挥艺术时,曾经这样讲:

  与此同时,毛泽东电令林彪、彭德怀统领的一、三军团所部向不同方向前进。

  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你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是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这就是要领。

  对于这一举动,有些史学家认为,毛泽东“也许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他们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与张国焘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善耍权术、血腥味极浓的铁腕人物,四方面军中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冠以各种罪名除掉了。在“肃反”的口号下,张国焘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现在,张国焘走到了自己的身边,毛泽东、林彪该如何应付呢?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满了自满、自信,有时甚至是倔犟。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思想,他就不轻易放弃,不轻易退却,这使他在跟随毛泽东的漫长岁月中经常与毛泽东发生冲突,思想上经常产生歧义。因此,他获得了一个较为恰当的外号:“摇摆不定的毛派分子”。

  6月16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进驻懋功地区。懋功,又名小金,是一座四周被雪山环抱的小县城,只有几百户人家,居住着藏、回、汉族人民。从16日到24日,毛泽东在此足足等了一个星期,直到25日,张国焘才威风凛凛地在一队骑兵护卫下来到两河口镇,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叫化子与龙王爷比宝”(毛泽东语)式的会面。

  这次,林彪关于率部单独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未能坚持下去,最终放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突然来到陕北的缘故。

  张国焘很快了解到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底。他估计红一方面军人数不超过两万人,而自己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足有八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是一比四。

  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张浩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予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张国焘是个注重实力的人物,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后,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表现出一种自负和傲慢,不把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洋顾问”李德这样写道:

  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担当此重任。

9159金沙游艺场:1934年聂荣臻警告林彪,林彪第一次公开逼毛泽东让位在何时。  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从苏联回国,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即可从东北、新疆、内蒙古三个地区的中苏、中蒙交界处入境。在当时,东北已被日军控制,新疆路途太远,只有假道蒙古入境较为方便。但从蒙古入境却要穿过浩瀚的沙漠,闯过层层关卡。最为艰难的是,回国的人身上不能带一片纸一封信,必须把所有文件印记在脑海中,抵达陕北后再口述出来。因此,派回国的人一定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同时,此人还要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声望,被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与张国焘就红军行动方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建议。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最后,政治局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张浩被选定担当这项任务。

  张国焘对此甚为不满,他把自己的主张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归咎于政治局内毛派人物太多。他开始利用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优势,煽动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权。张国焘还在一批高级指挥员中散布“谁得票多谁当主席”的言论,制造篡权舆论。

  张浩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背熟,然后取道外蒙回国。他一路上忍饥挨饿,过关闯隘,于1935年11月赶到定边,随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为顾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团结,作出了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命令,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张浩一回国,就立下了殊勋,赢得了党内广大同志的信赖。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全面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代表共产国际强有力地支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为两个方面军的再度会师奠定了基础。

  张国焘就任总政委后,立即决定将原红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中央红军的军团,就实际兵力而言,仅能算作一个军,人数最多的红一军团也由出发时的一万多人减员至三千五百余人。

  张浩回到陕北党中央之前的1935年9月,毛泽东带中央红军北上后,张国焘一意孤行,带领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南下,并于10月5日在(四)川(西)康边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通令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和通缉杨尚昆、叶剑英。12月5日,张国焘发了一封长电给陕北党中央,狂妄地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

  如果把中央红军比作一乘战车,那一、三两个军团就是车之双轮,林彪、彭德怀就是冲锋陷阵的两匹骁骑。当有人偷偷地把会理会议的情况透露给张国焘后,他立即敏感地意识

  电文如下:

  到,中央红军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团结,有机可乘。于是,他开始加紧对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进行策动。他以为,只要把林彪、彭德怀争取到自己一边,毛泽东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和孤家寡人了。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含义不明的举动,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警觉起来,他们顶住了张国焘的诱惑,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

  可是,在这次很明显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林彪又没站稳脚跟,立场又发生了动摇。由于在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上两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林彪的情绪一直很低沉,抵触情绪很大。不及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会理会议后成天咕咕囔囔就是明证。会师后,林彪与张国焘一谈即合,显得很亲近,这不能不引起聂荣臻的焦虑和不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北上方针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迟迟不能实施。8月初,中央利用毛儿盖休整之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川陕甘,创建新苏区的既定方针。会议还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红军大学组成,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左路军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由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任指挥。会议决定分兵北上,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随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前进;张国焘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前进。两军约定在巴西会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事态愈加严重,林彪也越滑越远。他的政委聂荣臻感觉到林彪似乎与张国焘达成了某种协议或默契,这从当时被视为张国焘代理人的陈昌浩的亲疏态度上可以得到证明。为了说明这一点,聂荣臻曾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险记”:

  1936年1月6日,张国焘打电报给张浩,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要求张浩转告共产国际承队他的第二中央。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

  张国焘的电报和他另立中央的消息在陕北传开后,党内一阵哗然。张国焘的行为激怒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对于这封电报,张国焘并不吃惊,当初他就知道陕北会作此反应。但是,两天后,他接到了另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无疑使他感到心情抑郁和前途未卜。发电人不是别人,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张浩:

  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陈昌浩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着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军团部。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聂荣臻是全军公认的“最守纪律,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周围的同志,特别是林彪。

  从字面上讲,甲乙两点互不关联。但久居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一看就明白,这是分别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他提出的严厉警告。张国焘也知道,此时张浩的声音已不是湖北黄冈林家大的土话了,而是代表了共产国际,代表了斯大林的声音。

  8月中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指挥部。当电台报告左路军迟迟不肯向巴西地区推进时,林彪、左权、朱瑞等人都沉默了。聂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要不,我们可就要完了。”他转身又以郑重的口吻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张国焘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十分清楚和了解斯大林的脾气和手段,这是一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令人胆寒的国际共运领袖。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压力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陷入绝境的事实,迫使张国焘最终低下了头。很快,他回电党中央,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他自己也将率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不见得吧?”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的政委,林彪说话总是那么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不冷也不热。

  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终于彻底失败了。党中央负责同志向张浩表示祝贺,林彪也心悦诚服地向堂兄表示钦佩之情。林育英、林育蓉(林彪原名)两兄弟双珠联璧,一时在陕北传为佳话。走在陕北的黄土路上,人们常常这样指着他俩说:“左边是林彪的哥哥,右边是张浩的弟弟。”

  “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聂荣臻说。

  黄冈家乡的人们得知此事,在林彪父亲五十寿辰的宴席上,特意送了一块上写“双鹤栖庭”的寿匾。

  “你这是宗派主义!”一向说话模棱两可的林彪,这次一点也不含糊,反驳聂荣臻的提醒。

  1936年1月,毛泽东决定遣军东进,打到山西去,武装宣传抗日救亡纲领。彭德怀有些担心,一怕红军渡不过黄河,二怕东渡黄河后在国民党军阻截下回不了陕北。因此,他打电报向毛泽东提出,要绝对保证部队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对此,毛泽东满脸不高兴,他见到彭德怀后气冲冲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口中突然飞出一顶“宗派主义”的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

  话虽是这么说,在背后,毛泽东还是嘱咐林彪到黄河边去勘测水文,调查敌情,制定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林彪把聂荣臻逼到了关口上。在当时,得罪权势炙人的张国焘是件十分危险的事。

  渡河计划。

  聂荣臻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

  黄河以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天下。阎锡山把山西视作自家花园,连外境的一只野兔也不愿放进。为此,他和蒋介石、冯玉祥等人曾经大打出手,尸横遍野。到最后,连蒋介石也奈何不得这位“阎老西”。1935年冬,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明碉暗堡,普遍实行闾甲、连坐制度,发誓不让红军将半步跨过黄河。

  林彪却不能冷静,他高声说道:“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

  东征前,林彪来到黄河西岸,对东岸敌人的工事设施、兵力配备、火力配置进行了观察,选定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渡河点。

  对林彪的这番话,聂荣臻十分气愤,他按捺不住感情,“霍”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是正确的吗?”

  193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才2月份,黄河就已开始解冻,白天黑夜,沿河上下,到处可以听见“咯吱”“咯吱”的冰块崩裂声。鉴于这一情况,林彪建议渡河方式由冰上抢渡改为船渡。

  似这般激烈的争吵,在林彪、聂荣臻之间,尚不多见。似乎为了证明林彪的错误,没等林、聂争论完毕,张国焘便开始动作了,一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斗争又在草地荒原中展开来。

  2月19日,毛泽东来到红一军团前线指挥部。正遇上林彪、聂荣臻、左权在争论谁的手表时间准。在红军中,每次总攻之前,部队常常为时间准确与否扯皮拉筋,有时上级批评下级延误了时间,下级不服,说按照我们的表还提前了哩。这是因为当时红军指挥员戴的手表都是在战场上缴获过来的敌人的手表。式样各异,新旧不一,快慢不同。见大家又为这个简单的老问题争个不休,毛泽东说:“给各个部队发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在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的表为准。”

  彭德怀最先察觉到危险。当灾难还在萌芽状态时,他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是渡河左翼先遣队。先遣队先将小船由通向黄河的港汊里悄悄地划出,推到水深处,然后载人直向黄河对岸划去。这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听见黄河的咆哮和冰块撞击木船的声音。接近对岸的时候,枪声如炒豆般地响了起来,偷渡变成了强渡。红军战士迅速登岸,投入战斗,很快突破了江防,向纵深推进。26日,阎锡山组织晋军反攻,企图把红军赶回河西。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动迎敌,击溃了晋军独立第二旅,打了渡河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3月下旬,红军以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二十八军和三十军为中路军,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为右路军,兵分三路,向山西腹部进军。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红一军团作战区域是汾河流域。当时,晋军大部被红十五军团牵制于北线,无力抽兵南下,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一军团深入汾河富庶地区。

  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泽东、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座(松潘西北百余里),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十五里至二十里。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泽东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泽东处,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

  汾河,是山西的天堂。这里的地主除拥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个村子,几十匹骡马,连杂色的都没有,把从陕北来的红军战士看傻了眼。山西财主喜欢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窖起来,红一军团的战士们很快学会了根据敲打地面的声响来判断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这里,红一军团扩红发展迅速,补充了五千名新战士。对这一点,林彪特别高兴。

  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编了密码,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码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

  一天,毛泽东打电报给林彪,告诉他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加上处于山区,筹款、扩红等工作开展得不理想,希望红一军团能够拨点兵力给十五军团。

  事实证明,送密码本给红一军团,这是在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着棋。电台与密码将一、三两个军团重新联络成一个首尾相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一旦出事,即可行动。

  “我还有几个鸟兵?!”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摔到桌上,大声说道:“不给,不给。就说没有,不给。”

  林彪在毫无思想准备和丝毫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推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这也是他的幸运。如果从容地让他进行选择的话,他很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

  聂荣臻看完电报后,向师团一级的干部们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干部们也反映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聂荣臻找林彪商量后,打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了自己部队员额未满的实际情况,请求免拨。看到政委和他观点一致,林彪脸色稍缓。

  红一军团(这时改称红一军)到达阿西后,9月上旬,林彪接到几份相互矛盾的电报,这使他估摸不定一、四方面军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936年4月,蒋介石派十个师分两路进军山西,阎锡山也派五个师另两个旅南下,以图南北夹击,形成包围之势。毛泽东鉴于红军东渡黄河作战目的已经达到,遂挥师西进,撤回陕北。

  ——9月5日晚8点,陈昌浩发来电报,宣布“右路军七天整理计划”,指定红一军就地休整;

  1936年5月,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主要是指红一军团拒绝拨兵补充红十五军团的事。顿时,会场上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林彪和聂荣臻身上。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称,这次,他索性一声不吭,无动于衷地望着寺外的几株古柏,把问题全推给了他的政委。

  ——9月6日下午3时,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来电报,命令“1军主力应集结俄界,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

  作为政委,聂荣臻主动地向大会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他们的共事中屡见不鲜。林彪的精明,有时正表现在他的沉默上。

  ——23小时后,彭(德怀)李(富春)又有电报飞至:

  这年夏天,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任命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仍任军团政委。这一调动,对林彪是奖励,还是微惩,人们议论纷纷,但大多倾向于后者。人们知道,1934年以来,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之处太多,有必要煞煞他的锐气。

  林、聂:

  红一军团为他们的军团长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和隆重的欢送会。政委聂荣臻在致词时,绕开了他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热情地赞扬了林彪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的建树和功绩。

  …………

  但是,林彪没有对此表示出应有的大将风度。他仍然对与聂荣臻之间过去发生的不悦耿耿于怀。他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内情复杂,1军应在原地休整,特别注意体力恢复。

  聂荣臻笑了笑,然后严肃地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现在你要走了,又扯这些问题,再扯几天也扯不清楚,还是等以后有机会慢慢谈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彭、李

  不欢而散。军团长和政委就这样分手了。第二天,林彪带着警卫员,离开了红一军团,踏上了去红大的路途。

  7日14时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始建于1936年6月1日,这是毛泽东为即将全面展开的抗日战争准备干部力量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措施。按照中央的规定,各军团从军团长到连排基层干部,都必须在红大进行轮训,以求充分利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的有利时机提高红军自身的战略战术水平。毛泽东希望红大能办成第二个“黄埔军校”,为此,他挑选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来担任红大校长。林彪也常以“校长”之誉而自勖。

  一会“休整”,一会“前进”,一会说“内情复杂”,一会又要“注意恢复体力”,林彪有些捉摸不定。他疑惑地望着聂荣臻,问道:“这捣的是什么鬼?”

  红大校址最初设在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红大即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县城。

  聂荣臻对于红军统帅部里发生的情况虽有所知,但并不知晓内情。他沉思一会儿,对林彪分析说:“说不定张国焘想动手,那样中央就身处危境了。”

  就在这场突袭事件中,林彪有过一个因惊吓过度而偶尔失态的插曲。这件事是罗瑞卿讲的。他的女儿点点在《非凡的年代》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

  为了应付突发事变,林彪、聂荣臻向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出了一封探询式的请示电报:

  由于陕北红军和地方部队没有及时赶到,敌人突然袭击了瓦窑堡。第二天,父亲随林彪到瓦窑堡的后山去观察地形,看看我们有没有收复瓦窑堡的可能。

  我军久滞番地,部队日益减员,应乘岷(县)、西(固)敌防薄弱之时突出为妥。目前迟迟不进,究拟如何?

  袭击瓦窑堡的敌人部队大部分都是陕北人,是很熟悉地形的,他们隐蔽得很好。父亲他们估计到这一点,在接近敌人的时候就很小心地弃马步行。但是狡猾的敌人还是远远地发现了他们的行动。“噼噼啪啪”,一排冷枪打过来,父亲大吃一惊。这倒不是因为敌人突然打枪,而是他看见林彪随着枪声仆倒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他想,糟了,一定是林彪负了伤。他就赶快向林彪靠拢。

  9月8日,林、聂电报到达巴西时,巴西情况已如箭上弦,千钧一发。

  他还没有爬到林彪藏身的地方,忽然又听见林彪在大声地喊,那声音又尖厉又凄凉,完全变了腔,又走了调。细心分辨,才听出林彪喊的是“校长要马呀,校长要马呀……”这时候,父亲还以为是林彪真负了伤,走不得路才大喊要马。

  早在9月3日,张国焘电告中央,噶曲河水上涨,无法涉渡,建议放弃北上计划,全部红军向西南方向的川康边界推进,后又提出了“我们要南下”的口号。

  可是,把马牵过来,目标更大,更危险。父亲拉着林彪往回走,几个警卫员也闻声赶来架着林彪往回撤。直到林彪爬上马背,大家才明白他一点伤也有。

  9月9日,张国焘向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提出“最后通牒”,逼中央就范:

  红大进驻保安城地,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破窑乱洞外,到处是野草乱石,遍地是羊屎马尿。当地一首民谣这样唱道:

  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保安穷山窝,

  ……左右两路(红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

  破洞比房多;

  如何?

  菩萨比人多。

  同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迅速南下,如果毛(泽东)林(彪)彭(德怀)不执行命令,应立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林彪带领他的学员——那些身经百战、备尝艰辛的红军指挥员们,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生活。

  密码电报指明“该电由陈昌浩亲译”。事也凑巧,当电报发来时,陈昌浩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讲话,结果电报由译电员译出后交给叶剑英转陈昌浩,并说明这是密电。叶剑英当然知道此话的涵义,他根据军队保密守则没有展开电报稿。他走进会场,将电报递给陈昌浩。

  红大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于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绝大多数是经过长征的骨干。他们分为三个科。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

  陈昌浩有个特点,当他讲话讲到兴头上时,不喜欢人家打岔。他见叶剑英递给自己一份电报,便瞪了叶剑英一眼,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第一科有三十八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团以上领导。他们在1955年我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也是中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黄永胜等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据统计,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人平有伤疤三处。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悬赏金数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了二百万银元之巨。

  无奈,叶剑英只好退回一个座位上。无意中,他的目光扫过电文,顿时怔住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这意味着一场火并将要发生。如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叶剑英当机立断,借口上厕所,离开会场,疾步赶到离会场约二百米处的毛泽东住所,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红军大学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地方。正是他的特殊魅力,吸引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被毛泽东特许,来红大采访林彪。

  毛泽东吃了一惊,脱口而出:“势头来得好快!好猛呀!”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根据一些迹象判断,张国焘有可能胁迫红一方面军南下。

  埃德加·斯诺是进入共产党、红军控制的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斯诺笔下的林彪是个什么形象呢?

  事不宜迟,毛泽东等人火速脱险,来到红三军团住地——牙弄。在与周恩来、王稼祥商量后,决定火速拔营,离开险地。叶剑英则暂留一步,俟机从陈昌浩处弄出作战地图。

  腼腆好羞,擅使计谋诡术以及和毛泽东保持着无以言喻的亲密关系。这,就是林彪给斯诺留下的深刻印象。

  “马上给一军团发报”,危境中的毛泽东又一次想起了林彪,他亲自口授了电文:

  斯诺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写道:

  林、聂:

  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替他们唱一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一关。

  行动方针有变,你部在原地休整,待令出发。

  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场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战士所经历过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悬额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

  毛泽东

  还有一次,斯诺采访林彪时,毛泽东在座。交谈中,斯诺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脱下了长裤,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找虱子,随随便便,毫不在乎,没有一点难为情的神色。倒是林彪看到斯诺惊异的目光,十分窘迫。斯诺由此发现,林彪和毛泽东具有类似学生与导师的关系。

  9月10日凌晨,叶剑英带地图率中央二局赶到牙弄。“出发!”彭德怀下达了命令。整个红三军团和中央机关闻令开拔,部队如同影子一般在月光下悄然移动,很快便无声无息。

  至于林彪的机警和韧劲,斯诺更是难以忘怀。在林彪那儿,他遇见了进入红区以来第一次也是公有的一次尴尬场面:

  下午5时,红三军团到达拉界,距红一军团住地俄界尚有一天的路程。这时,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联名向红一军团发出了通报情况的一封电报:

  我到达后不久,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关系都知道得太少了,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

  林、聂:

  两百多个学员集合起来听我讲“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著名英国作家——本书作者注)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竭才穷。

  (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

  1936年10月,斯诺离开保安。他称誉为“热情”、“执著”的林彪校长带领所有红大学员为他送行,这使他深为感动。

  (二)中央今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拉界,明日到俄界;

  1937年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仍由林彪担任。这年夏天,由于林彪的疏忽和失误,抗大发生了一起震动保安的学潮。

  (三)拉界到俄界里程、沿途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报,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宿营地。

  1937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以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都在抗大第二期学习,因此抗大便成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中心。抗大提出了诸如“懋功会师后南下正确还是北上正确?”“西路军为什么遭到严重失败?”等问题供学员讨论。

  彭德怀李富春

  可是,对于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和思想斗争,身为抗大校长的林彪却十分漠视,采取超然于外的态度。连张国焘本人也奇怪地说:“林彪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

  接到电报,林彪几天来的疑惑终于明白了。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咕哝了一句:“又闹翻了。”

  由于张国焘统治红四方面军达六年之久,长期实行愚民政策,使他在红四方面军中还有一定影响。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指挥员对开展批评张国焘的斗争有抵触情绪,特别是对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不加区别的做法感到不满。而这种情绪蔓延开来后,又没有得到及时引导,终于引发了事端。

  9月12日,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领导随三军团到达俄界,并在此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一次,在抗大的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错误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扯了进来,一股脑地扣上了“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等帽子。生性耿直的“草莽英雄”许世友越听越憋气,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撤到川陕,部队从二万发展到八万,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张国焘得悉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后,急忙打电报给林彪等军团军政首长,希望以前煞费苦心的策动工作没有白做。

  许世友的一席话,仿佛往滚油里浇了一瓢冷水,顿时炸锅了。会场上一片斥责声:“许世友,你这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你这是匪性未改!”“打倒这个托洛茨基分子!”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之无及。

  面对众口一词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吼,不顾一切地打嘴仗,最后气得口吐鲜血,被送进医院治疗。躺在病床上,许世友突然产生了出走的想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他串连、说服了几十个愿意出走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准备带着他们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出发的时间定在4月4日夜里。

  …………

  到了4月4日这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夜色降临,就不辞而别。就在这关键时刻,许世友的老搭档、原红四军政委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认识到这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许世友的性子来,遂将事情紧急报告给抗大保卫处长。保卫处长大惊失色,也没有听清楚,便报告林彪,说许世友他们这批四方面军的学员要闹事,要防止他们对毛主席下手。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的。

  林彪惊出一身冷汗,急匆匆地赶往毛泽东住所,在门口与叶子龙迎面撞了个满怀。他嚷道:“许世友要杀毛主席!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毛主席报告!”

  望诸兄细思吾言。

  门帘一挑,毛泽东闻言走出房间,问道:“什么事呀,这么急?”

  张国焘的电报此时打来,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自不必说,一度对张国焘颇亲近的林彪也不能不对这封电报嗤之以鼻。

  林彪报告:“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抗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杀你!”

  因为,毛泽东就在自己身边。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付之一哂,说道:“让历史裁决吧!”

  毛泽东处变不惊,不紧不慢地吸着香烟,有些不信,问:“哪一个有这么大的胆量!消息可靠吗?”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进抵腊子口下。腊子口是进入甘南地区的险道要隘。倘若腊子口打不开,中央红军往南不能返回,朝北走不过去,进退不得,将陷入绝境之中。

  林彪言之凿凿:“领头的是许世友。此人在少林寺当过和尚,好喝酒,易冲动,拳脚功夫十分了得。”

  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毛泽东交给了林彪。林彪立即给刘亚楼、黄、陈光、肖华发报,命令他们迅速占领哈麻、里朵作为北上据点,准备进攻腊子口。随后,林彪、聂荣臻冒雨赶往腊子口下。从山下往上看,山口宽约三十米,两边是悬崖陡壁,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深不见底,水急浪高的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把两山连接在一起。

  毛泽东表态:“既然这样,就由你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为了阻止红军北上,甘肃军阀鲁大昌在木桥和山口处布置两个整营的兵力,山后囤积了大批粮草和弹药。距此不远,岷州城内随时有援兵增援腊子口守敌。

  随后,按照林彪的安排,一个连的红军战士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及其附近地区严严实实的警戒起来,防止不测事件。

  “事关全军命运,”林彪一咬牙,对杨成武说,“腊子口是座刀山,你们也要给我上。不然,我们还得退回去。”林彪批准了四团的作战计划,即杨成武率一连人直攻木桥、隘口,王开湘带一连人迂回敌后,策应杨成武进攻腊子口。

  接着,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全体师生集合在一间教室里,教室外面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许世友感觉不妙,硬着头皮观察事态的发展。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待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最后一个被捆。他还在惊讶如此隐密的事情如何会被林彪看出破绽,他那精湛的少林功夫根本没有使出一招半式就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等关进窑洞后,他才醒过神来,破口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抓他的林彪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他以为关进了毛泽东的班房,就不会有生还的一天。

  进攻腊子口的战斗从9月16日入夜时分开始,一直打到17日凌晨才结束。杨成武指挥的正面部队发起六次连续冲锋,最后在王开湘的侧翼部队掩护下攻克了天险腊子口,穷追溃敌三十五公里。

  毛泽东以宽阔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度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他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任命董必武为庭长,傅钟为检察长,对涉案人员进行了宽大处理,将大部分人释放,少数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对带头闹事的许世友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一年的处罚,所有释放人员均回抗大完成学业。毛泽东还要求抗大做好四方面军学员的工作,规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腊子口一役,缴获粮食十万斤,盐巴两千斤。这对于已经饥疲不堪的红军来说,可谓是无价之宝。

  林彪逐一找四方面军的学员谈话,稳定了他们的情绪,使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和抗日救亡工作上来。谈话进行得十分顺利,唯独到许世友这儿卡了壳。许世友拒不和解,他提出三条:不管发生什么事,决不当反革命;离开延安;回家侍奉老母。

  腊子口得手以后,林彪立即将战况报告尚在里朵寺等候消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他自己即和聂荣臻一起赶往哈达铺,准备迎接毛泽东等人。

  林彪一筹莫展地来找毛泽东,毛泽东问清情况后说:“他的工作我来做。”

  9月19日,林彪一行抵达哈达铺。这天,一位名叫曹德连的连指导员奉命去邮局寻找敌人的报纸。在邮局,他找到了一大摞国民党《山西日报》。报上,有一则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

  第二天,毛泽东来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与他促膝长谈。

  曹德连把报纸送到了军团部。林彪和聂荣臻看到这则消息,大喜过望。他们深知这则消息在红军统帅部中的价值。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快给毛主席送去!”

  “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党相信你是一个好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下大功劳,我对你表示敬意。张国焘的错误应该他自己负责,跟你们没有关系。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贵财产,不是他张国焘的。他拉不走你们,你们也不要有心理负担。”

  毛泽东本人在当时消息闭塞的情况下,也没有想到陕北会有一支红军力量在活动,还有一块红色区域。

  毛泽东的一席话令许世友潸然泪下,这个在死亡和凌辱面前敢于横眉冷对的铮铮铁汉被深深地打动了。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兴奋不已,他激动地高声说: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向陕北进军。

  许世友回答:“我想回新县老家,种田务农,侍奉老母。”

  就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中央红军由此决定了自己的落脚点和归宿。

  毛泽东摇摇头:“大敌当前,全国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你还有心思去过那世外桃源的生活?”

  历史也把林彪裹挟到了陕北高原。

  许世友难过地说:“我已经被开除了党籍,还能有什么作为?”

  “党籍开除了可以恢复嘛。你许世友如果是条汉子,就应该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抡圆了大刀片,再干一番事业!”

  毛泽东说话算话。7月份,中央撤销对许世友等人的刑事处罚。半年后,中央撤销了许世友的党内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一场轩然巨波终于风平浪静,经过这场波折的许世友对毛泽东充满了钦佩之情。他事后追忆时,感慨地说:

  到达陕北后,我即离职学习,进当时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幸而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

  此后,许世友成了毛泽东铁胆忠心的拥护者和追随者。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大二期学员提前毕业。林彪也结束了他为期一年的校长生涯,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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